“株连式拆迁”成了一个很火的词。近日，福建省闽侯第四中学英语教师林鑫及其丈夫被教育局停课，抽调到房地产项目“协助拆迁”，而拆迁对象，正是林鑫的父母。在多次拒绝之后，学校告知这学期没安排她的课。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二人办理了离婚手续。（10月29日《新京报》）

    湖南长沙小学教师谭双喜也遇到了相同的事情，她的任务是劝钉子户婆婆拆迁。在收到调职通知前，她已数次被叫去谈话，最后同样不惜以假离婚来“抗令”。

    亲情逼迁，从操作模式上来看，拆毁了职业的独立性与尊严感。尤其当相关单位积极配合对个人施压时，你会猛然感受到一种双重的压迫：既有工作的危机，更有人格的践踏。从效果上来看，遭遇反抗的可能当然是微乎其微的，最多也就是消极躲避，比如用离婚来自我保护一下。然而，这么做，不仅撕毁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纸契约，更是以牺牲和破坏人们的私隐与亲情为代价。其性质之恶劣，应当为文明社会所制止和摈弃。

    正是由于这一点，201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提出对采取“株连式拆迁”和“突击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2011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又再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株连式拆迁”等违法行为的重点监督检查。那么，为何在命令禁止之下，“株连式拆迁”仍时有发生？

    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方式发问：权力入侵甚至挟持个人私生活何以成为可能？这个题目千头万绪，但从福建与湖南的两个亲情逼迁案例来看，我们就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学校本与房地产开发两不相及，教委与建委也互不搭界，二者是如何打通连成一气的呢？权利不受公权力的尊重和保护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得注意整个事件里的权力结构是怎样在运行。在纵向上追溯，学校教学与房产开发显然存在一个共同权力交叉点。这个交叉点既能拍板做项目，也能随意调动一个教师的人事关系。于是在横向上，学校教学与房产开发就仿佛这个权力点的“二级子目录”，两者的区别，无非是从事的领域不同而已。由此权力的运作是单向、蛮横的，丝毫得不到制约。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生活均置于这样一个架构当中，就仿佛一张大网，所处“子目录”的层级越低，受到的管束和侵犯无疑就会越多越重。所有权力都只对上负责，相互之间的专业壁垒一旦遇到上一层级的强力统一便能马上打通，并不断把这股意志传导给下一层级，这或许便是权力如此轻易侵犯私生活的原因所在。

    所以要禁绝“株连式拆迁”，首先便要改变这种权力意志传导的模式，改变这种权力不受制衡的运作结构，把个人尤其是单位人从这张大网中解放出来。不然也只是“实不为也，非不能也”。等哪天忍不住了，老毛病又要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