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还是没有上春晚。坊间传闻的真实性无从考证，无论是不是因为坚持要唱原版的《一无所有》不唱《花房姑娘》，而与中国最大的娱乐节目失之交臂。热爱崔健的人，会更加地热爱他，把他的行为理解为一次坚守或者是一种更实在的、从始至终的反抗精神。

    这与赵本山退出春晚时引发的缅怀不同，人们是对赵本山“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的尊老关怀。赵本山的喜剧造诣固然登峰造极，但小品这种艺术形式并非后继无人。即使没有赵本山出现在除夕的十一点半“黄金档”，还会有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供全国人民乐呵。人们只是习惯了赵本山的形象出现而已，一声惋惜之后，大家很快就会被新的演员和流行包袱转移视线。

    中国的摇滚乐可没有这样的待遇。当然，中国的摇滚歌手不是没上过春晚，汪峰在2013年春晚的舞台上唱了一曲《我爱你中国》，符合春晚欣欣向荣的定位，但是与摇滚的精神八竿子打不着。在那个舞台上唱歌的汪峰，身上的标签可以是艺人、歌手，甚至艺术家，但是代表不了摇滚乐。

    崔健背负的摇滚与喜剧节目的精神不是一类，也与《我爱你中国》爱这片土地的方式格格不入。

    真正的摇滚乐，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初就是年轻人对成年世界的反叛，追求梦想、抛弃顽固的姿态。后来逐渐发展成像台湾乐评人张铁志描述的“时代的噪音”，代表了黑人运动、反战运动、同性恋的平权运动等等。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在中国，它更像是一个说真话但不愿意被人们认同的孩子。出生伊始便只能生活在地下世界，这当然也与一些摇滚乐爱好者的自甘堕落有关。摇滚乐进入中国没多久，它所代表的反抗精神便沦为毒品、性和暴力。

    当这条路被摇滚乐的自己人越走越黑时，还好摇滚乐有了崔健，中国有了崔健。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对于毒品“我不需要那玩意儿”。崔健一猛子开启了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写出那些看似愤恨但又充满力量的歌词，就算充满了负能量却也句句戳人心窝。刘瑜在《与崔健有关的日子》里写到，“觉得别人的歌都是花拳绣腿，而他的歌是九阳白骨掌——一掌劈下来、就让那个不痛不痒的世界粉身碎骨”。他所代表的时代气息太浓烈，以至于在众多电影的配乐中，观众们一听到《一无所有》首先的感觉是九十年代来了，而不是崔健要出场了。

    期待崔健出场的，一种是永远爱崔健的人，另一种是永远爱摇滚的人。九十年代，他们跟崔健一起唱歌，怀抱无处安放的青春和直挺挺的反叛，如今他们与摇滚乐一起站起来关怀这个时代，担忧中国人的精神处境，无非是想让崔健再一次用他粗粝的嗓子再一次给中国社会提提神，唱一唱为何中国人民总在追求，却总是一无所有。

    许多人在提春晚“去政治化”，这只不过是一块按需索取的万金油，需要用的时候怎么解读都可以。政治本就无处不在，最想让一切“去政治化”、让人们不去关心政治的，永远不是寻常百姓。如果一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直接不关注就好了，他绝对不会费心到大街上喊“去政治化”。两岸三地的大腕儿明星来齐聚一堂唱堂会难道不是一种的政治化吗、给大熊猫起名字送到台湾不是一种政治化吗、各地使节发来贺电不是一种政治化吗？有些人常说的“为了艺术而艺术”与“为了政治而艺术”的取舍，在中国就是一则悖论。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处境并不是太过于政治化，而是人们对政治太不关心了，不是生活美好到不需要反思，而是中国“崔健”得远远不够。西方有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我们也应该允许有更多从崔健到左小祖咒的反叛之言。

    至少，美国人至今在反战游行中还在唱着《我们一定会胜利》（We shall overcome），香港同胞会在集会游行的时候合唱《人民之歌》，而大陆的大舞台上近年来的那些群体事件中，你听见人们唱过些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