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晚，新华社一条简短新闻，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报道全文如下：近日媒体曝光湖北房县在行政中心等项目建设中存在面积、投资超审批等问题。8日，十堰市派出工作组，赴房县调查。12日，十堰市委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县委书记沈明云同志停职检查。十堰市将对项目建设中的违规问题继续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新闻不被留意，原因不在长短，也不在被查的县委书记职务，与同一天新闻通报被查的中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成都市委组织部长赵苗这两位不能比拟，而在很少有人关联到这条新闻的两个背景。一是前些天网上疯传的湖北某电视台主持人崔建宾曝光房县顶风大建行政中心被中止直播，二是这个超标准豪建行政中心的房县，正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在那里，还有大面积的中小学校舍，依然属于危房。

    主持人是在表示自己很愤怒、反问“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腐败你信不信”，并怒骂他们“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之后，被戛然踢出演播室的。如果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4月10日傍晚发布的另一条消息作进一步联想，我们会惊人地发现，这个愤青式主持人的主观推断其实立即得到了验证和兑现。消息说，“湖北省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举成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房县两位领导“接受组织调查”，最终的结果有待组织定论，但是，两位领导很巧合地应声倒在崔建宾的直播之后，这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如果两位领导被调查，是因为崔建宾直播被身后的权力野蛮叫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所躺枪，那么，崔建宾便是以个人在那一刻尊严扫地的悲催，为这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百姓止了损，为这些地方的反腐工作止了血。

    崔建宾激情直播成为“神一样的预言”，除了对比这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百姓生活、对比房县还有大片中小学生在危房中读书等朴素的情感因素，其主观推断的“领导干部腐败论”，应该还建立在不少人心知肚明的某种特殊逻辑推理上。试想，在中央三令五申的背景下，这个只有45万人口的贫困县，在去年财政收入只有5.5个亿的情况下，胆敢花8000多万、超批复投资3000多万元，建造超标近1800平方米的行政中心和信访中心，这个县领导干部竟敢冒这么大的问责风险，此中不可能只是满足“公奢”之糜，应有“私侈”之欲。

    其实腐败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取决于哪位领导干部贪了多少钱，同样包括房县领导干部这类公然顶风豪建的有禁不止。且不说人均办公面积和装修大大超过中央规定上限的房县行政中心如此奢华，单这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帽子戴着，任何一个稍具行政良知的决策者，多少应该有些人性的敬畏，党性的敬重。但是我们在房县行政中心建设的决策者身上，感受不到应有的担当和起码的廉耻。

    房县两位领导因“嘴”被查，应该警示的不只是胆大妄为的某些地方领导，还应包括纪检部门的监督体系，包括对于贫困县财政资金的分配、管理与监督体系。在房县超标准建设豪华行政中心曝光之前，这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已经建成的项目同样出现过严重超标问题。而这笔8000多万元投入的行政中心，这么大工程项目的决策者、预决算者、监管者，为什么等到土地已经圈成、建筑基本完工、民怨已经沸腾、媒体已经曝光之后才发现问题？事先为什么不知道？事中为什么不阻止？已经造成的浪费究竟谁来负责？这些问题，房县的领导和班子必须正面回答，上级相关的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同样不能回避。

    房县到目前为止两位领导被相继接受调查，如果只是一个舆论监督的偶然，那么，将来如果查出问题，便可能仅仅只是一个主持人被野蛮踢出直播室之后的不幸躺枪。它离真正的制度监督，还有着很长的距离。一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都胆敢花扶贫钱如流水，胆敢与中央三令五申的纪律对着干，人们就不难理解那些富裕地区的“衙门”为何奢如白宫，就不难理解那些有着决策权的党政官员为何能够将手中的权力耍得天马行空。

    房县的教训告诉我们，离开公开透明的决策是危险的，离开社会监督的监管是漏洞百出的，也由此，年轻的主持人崔建宾的那句“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干部不腐败可能吗”，是一点也不出格、一点也不过分的。当房县两位领导被他的这句话不幸言中的时候，这个不幸的规律背后，其实已经站着太多不幸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