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或政府官员的待遇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源于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关于制定公布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和退休官员待遇规定提案”。目前有关部门正针对提案所指开展工作，而我感兴趣的，却不妨说是由“待遇”问题所折射出的当代社会图景。

    我的熟人中，不乏政府官员，一段时间不见，每有聚谈，几乎无一例外，各人总会谈及“混”得如何，这就必有职级、待遇上的交流、比较了。级高酬厚者，难掩内心的得意；反之者，那一脸的落寞也显而易见。几小时过去，有关职级、待遇的车轱辘话来回说，内容单一得令人乏味。熟人中也有我早先所佩服者，那时他们也都胸怀大志，腹有诗书，气度不俗，谁曾想多年过去，这些人眼睛里仅容得下“待遇”两字。官场造化人的力量真不可小视。

    待遇当然是重要的。虽说掏粪工与国家主席“只是分工不同”，但不同的分工对应着不同的待遇，则是走遍世界的公理。否则，社会没了秩序，人也失缺了激励和动力。待遇问题，古老而又常新。我们熟悉的所谓责、权、利绑在一起的原则，说白了，就是越丰厚的待遇对应着越重大的责任，平时你享受着高待遇，但该你扛的责任，到时一点也马虎不得。这就是铁打的逻辑，否则就无公平所言。

    但现实中的待遇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虽在，但因权力的搅局，公平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一个人的晋升或提拔自然是好事，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关键的是被提拔者有了一个更大的实现自我的平台，能够有更大的担当，负起更重的责任。但从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官员的提拔过程看，其享受待遇的极端明晰化，与其承担责任的模糊化形成鲜明对比。一纸提拔任用的文件一旦下发，包括办公设施、用车、住房、奖金、各种名目的补贴等种种待遇，巨细无遗，逐一到位；而该同志上任后要解决的问题、要开拓的事业、要拿出的措施，是不是与其所享待遇一样地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则是可以存疑的。

    更有意思的做法，一些干部或因年龄缘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退出“班子”的前提则是在待遇上提高一级。以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视之，如是做法不免荒唐——权责变小，待遇反倒提高——，但细想之，权力没了，由权力带来的种种利益自然消失，又岂非提高一级待遇所能补偿。诚然，凡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

    据称今年“国考”，全国119万考生奔赴各大城市考点，争夺1.9万个岗位，这样的阵势世所罕见。前据报载，希腊一码头工人月薪一万欧元，与政府部长的收入相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有些蓝领薪酬待遇高过某些白领，也是寻常之事。这种市场执掌下的公平，在我们国家不说完全不可能，也是稀罕之极。人是理性的动物。一个行业，待遇高，工作轻松，责任又不大，不趋之若鹜那才怪哩！

    当今社会上，我们未必少见为了待遇上的细小差别而锱铢必较甚至大失体统的官员，那种几成病症的蝇营狗苟甚至具有传染性，为我们时代的天空抹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色调。“中国梦”要的是超越，是理想，是担当。这些，自不见容于 “待遇综合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