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之初，制一闲章“塞翁失马”。缘由是想起1976年秋我从河北大学（校址保定）毕业，时有政策，张家口、承德属贫困地区，学生必须回来，结果一竿子把我又分回上学前插队的承德。那时调动工作胜过蜀道之难，想归故里（天津）不可能，慢慢熬成一“塞翁”，倒很现实。

    当时形容承德市区的顺口溜是：“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一个猴（指离宫动物园）”。虽夸张也基本属实。可就这样，我都无缘落足。又一张派遣单，让我沿河坝再行十里，至“五七干校”报到。环视四下：残庙身后立，菜地侵断垣。人住防震棚，粪肥气绵绵。上班第一天列队，还傻等欢迎词，等来一把镰刀。再钻进玉米地，时空错乱——莫不是仍在插队，一觉醒来又下地？

    归来匆忙，和同学联系方知，人家或留校或分省会，最不济也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只可怜我孤身一人置身塞北，户口仍落在公社（干校所在地）。不过，我知足，毕竟从挣工分的社员变成挣工资的干部。事已如此，就随遇而安。尔后数年间，远离繁华研读经典，想不“苦其心志”都不行；春种秋收，想不“劳其筋骨”也不行；一月29斤定量不够吃，想不“饿其体肤”更不行。说来惭愧，我打报告申请不当教员，要学习张思德去伙房工作。同事见了，说你馋馒头馋糊涂了，人家张思德是烧炭，不是烧火做饭。

    说来当年“失马”人入窘境，实非本意。可日后确又是助我文学创作接“地气”的一次“福遇”。“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走远路须从最近处开始，登高山要从低处起步。几年下来，我身处低层亲历艰辛，心中浮气尽扫；身为平民融入大众，思维考量脚踏实地。虽然我曾有五年插队的经历，但对时代变化的感受和对乡村的深刻理解，主要还是在这一阶段，文学创作也由此跳出自我，关注社会关注民生。

    上世纪80年代承德地区8个县有200多个乡镇，方圆3万多平方公里。我当地区文化局长时有一项工作，普及乡镇文化站。为此我把这些乡镇跑个遍，肚里装满了乡间鲜活的人和事。只是那时下乡太艰苦，山路陡峭颠簸，破吉普车常灭火。钻进一条沟，挨个乡镇看，看到哪住哪，睡伙房，住村部。有一年抗旱，在大车店住了半个月，天天和乡镇干部一起忙。抗到小苗出土，回来想不妨写写这段生活，就有了中篇小说《乡镇干部》，随后又有《穷县》《穷乡》《穷人》等乡村系列小说。应该说，到此时，我才比较明确地意识到，先前的“失马”，真真“焉知非福”。后来有同学说，当初班里有几人写得不错，毕业后都没写出来，你先前没写，怎么却写出这么多作品。我说，很简单，把我分配到省直大机关单位，我也写不出来……

    寓言故事中，塞翁失马而引来胡人骏马，看似好事；可他儿子因喜欢胡马，天天骑摔伤腿，又变成坏事；一年后胡人大侵，他儿子因跛腿免服兵役，又得以“父子相保”。这个结尾有点差劲，不如写成他儿子去了疆场，死而复生，立功归来，还是辩证法。1995年正月下乡，路滑，我坐的车开下沟，极险。上来了接着走，到县里席间我说最好的压惊是讲故事，众人就一段段讲起来，我抓过餐巾纸就记，收获一摞子。然后就写出《年前年后》这部作品，并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现在想来，没那天掉沟里，也难有《年前年后》，因为他们讲的，几乎都让我写到这篇小说里了。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焉知非福”，我也不提倡让人“塞翁失马”。“失马”的滋味很难受，和谐的社会应该让人们少些“失马”，多些得福。然这则寓言故事蕴含的辩证思想，却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大有裨益，可以使人在困境中增加勇气面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