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简洁，但简洁有时会带来歧义，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读，《论语》里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便是典型一例。

    据杨伯峻《论语译注》，这句话的意思是“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这里，“攻”作“攻击”解，“已”作动词“停止”解。

    然而，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解释，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把“也已”作为语气词，于是这句话就译成“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正好与杨译相悖。李泽厚认为，“这可以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

    还有学者把“攻”解为用功的“功”或治学中的“治”，又带来第三种解释：学习异端邪说或从事于不正确的学术研究，是有害处的。

    最有趣的理解也许来自著名英国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他在英译中认为这是以织布作喻，“攻”作“织”解，“异端”指“不同的线头”（different　strand），于是有了这样的英译：织不相干的线头，毁了整块的布。（He　who　sets　to　work　upon　a　different　strand　destroys　the　whole　fabric）什么意思？大概强调要心无旁骛从事仁道吧，接近第三种解释。

    翻译大家傅雷说，“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威利翻译之奇，也许正是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表现。《论语》里还有一处提到，孔子向卫国大夫遽伯玉的使者问起蘧伯玉近况，使者说其“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想减少过失却尚未做到。

    古文简洁带来的歧义，在某种程度上也丰富了古文的思想内涵。上面的几种理解似乎都有道理，不管孔子的原意如何，这些说法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影响，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喜好来取舍了，当然也不妨绞尽脑汁，再创一说。其实，古人之所以能“六经注我”，正有赖于文字歧义带来的模糊空间，像康有为就通过注《论语》将一心“梦周公”的孔子改造成维新变法的“教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