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闲读，不意读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唐甄这样一段话：金银珠宝奇巧之器不可胜计者，谓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

　　唐甄描述的是明末奢靡的社会现实，然迄今已过三四百年，读来却依然觉得有些“眼熟”。不是吗？现在一些本来非常重要的会议，某些人却把它当作炫耀身家的“名牌晒场”。官员办公室的陈列似乎也成了某些官员的“斗富场”：你有奇石怪雕，我有红木椅桌；你有稀世宝玉，我有名贵烟酒。至于办公场所装修档次、迎来送往规格，更是你追我赶。官场如此炫富理由很简单，生怕“市人贱之，乡党笑之”，让别人看不起，连招商引资都少了底气。

　　最可怕的是官场如此奢靡风气，曾几何时竟然欣赏多于指责。奢侈者挥金如土，其他人不仅不予批评，反谓之大气；而节俭者惜土如金，其他人不仅不以为然，反嗤之小气。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前者往往被视为“能吏”而平步青云，后者被嗤“无能”而原地踏步。《晋书》有言：“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意思就是奢侈行为得不到指责，就会转为人人崇尚的风气。奢靡一旦成为一种潜行的“官场文化”，被默认，被仿效，被追求，其对社会的危害将更加严重，正如一个贪官辩解的那样：“社会就这样，我也是身在其中，迫不得已。”这“迫不得已”虽说是一种狡辩，但多少也反映了一种现实，一种可怕的现实。

　　其实，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没有必要做“苦行僧”，即便是官员，如今完全可以“出有舆，食有肉，衣有裘”，只要来路正当，与贪廉无关。问题是，一旦把 “奢侈大气”当作是否“能吏”的参照物，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变成扭曲的导向，将社会风气引向歧途。有一次，笔者去一个发达国家的市政府访问，简直不敢相信，像那座小楼的规模，我们这里随便一个街道办事处都比它大得多、豪华得多。是这个城市穷吗？不是，在他们的闹市区，各种顶级奢侈品专卖店多了去了，街头人们的穿着也十分时尚，关键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吏观，不会因为政府“缩手缩脚”地过日子而“贱之”、“笑之”，相反，政府大手大脚盲目“大手笔”立马会招致指责，甚至启动弹劾程序。

　　官场奢靡毕竟还是少数现象，但对这“少数现象”也不能容忍。今年国庆前后，某省公布的案件中有一件，公款同城接待费用仅400多元，人均90元不到，也被严厉问责，原因就在于只要违反规定，虽微也奢，虽微也究。只有奢必见诘，党风政风才能匡正，整个社会风气才会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