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大学同学张亚利从北京来电：“耀邦同志说,请你写部转战陕北的话剧本。”胡耀邦时任中央组织部长，这个“请”字让我很不自在。

　　读中学时就知道耀邦同志是团中央书记，青年的领袖。张亚利与胡耀邦儿子胡德平是好友，我们年龄相仿，论辈分我也应该叫叔叔呀。于是我说：“干吗还要请? 叫我去就行了。”亚利笑了：“我也这样说的，他说，还是要说请人家，这是对剧作家的尊重。”我笑了，我算什么剧作家? 当时是个三十出头的小青年，虽说从部队复转到天津人艺做了专业编剧，可除了一个独幕剧，没有任何作品。不过,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我还是约上同事高长德，赶往北京去见胡耀邦。

　　我以前没有见过胡耀邦，但是，在我最困惑最迷茫的时候，他曾托人带给我的一句话，令我心舒气爽，茅塞顿开。

　　粉碎“四人帮”不久，我被任命为“黑戏”专案组长，负责调查《新时代狂人》的产生过程。“黑戏”是天津市“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方纪等许多天津文化界的老领导和李启厚、雷克、左杰、周继伟等一大批艺术家，为此饱受磨难，当时在全国还有200多位文艺工作者被关押在监狱中。可是，经过半年多的内查外调，我发现“黑戏”的产生不仅没有阴谋，而且极为简单，是文艺工作者忠诚于党的具体表现。万万没有料到，我刚把调查的结果和我要给这些人彻底平反的观点亮明，立即遭到天津文化界一些人的猛烈攻击。他们拍着桌子和我辩论，有的人甚至说我的观点是“反党”，是攻击周总理，是右派言论。我天性胆子大，也是毫不退缩地跟他们据理力争。

　　但是对于一个刚到天津立足未稳的青年来说，无疑这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一天，我把苦恼告诉了张亚利。转天他便跟我说：“耀邦同志说，不要有顾虑，不管谁说的话，也不管谁表过态，只要错了，就改过来！”

　　现在看这是句很普通的话，但对那时的我来说，犹如阴霾的天空中突然射出一缕阳光，心里豁亮，感到温暖。不仅增加了自己给这些人落实政策的勇气，也对我今后创作思想的解放，产生了深刻影响。

　　胡耀邦住在北京一座老式四合院里，前院是几户普通市民，后院是胡耀邦一家。进门之前，我心里有些不安；他会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指示? 他怎样看待我们这两个普通的青年作者? 我们能否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吗？

　　然而，一见面我竟然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被他身上焕发出来的那股朝气蓬勃的力量深深吸引！60多岁的他，看上去像位四十刚过、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专注的目光，挺直的腰板，响亮的声音，敏捷的谈吐和潇洒爽快的神态，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居高临下的领导样子，简直像位激情满怀的诗人，一位亲切热情的兄长。受他的感染，我也不禁挺直腰板，精神抖擞起来!

　　落座后，他开门见山：“我赞成写这个题材。在一个重要战场上，毛主席带中央机关和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打转转，还在沙家店、青化砭打了几个胜仗，对全国的解放区都是个鼓舞，是解放战争的转拆点。”

　　我问： 西北野战军的司令是彭德怀,我们怎样写他对这几个胜仗的“干扰” （当时彭老总还没平反）？

　　他稍停顿了一下，说：“我当时在晋察冀,对这个问题没研究。不是还有副司令嘛……”一转念，他像自言自语，“噢，张宗逊的问题也没解决……” 忽然他又抬高了嗓门，“你们写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就没人对你们有意见了呀！”说完，他扬起脸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他又和我们讨论了创作方法，他要我们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了解群众的动态和语言，不要说外行话。他还说：“ 陈其通写话剧《万水千山》，写了整个长征的过程。他有一个好处，参加了长征。你们没有参加战争，要到实地去考察。‘四人帮’搞的东西不真实，你们可不要硬加进些什么东西，不了解，就不要写什么干扰呀，歪曲了这段历史。”

　　遵照他的指示,我和长德沿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的路线，进行了一个月的采访，很快就写出剧本《伟大的转折》，交给剧院。不知是由于水平不高，还是因为出现毛泽东等领袖形象在全国尚无先例，这事不了了之。当然，我也从没告诉过领导，此剧是胡耀邦让写的。

　　后来我和长德、甘生创作的话剧《唐人街上的传说》，在北京汇演中获得成功，我要亚利代请耀邦同志来剧场看戏。亚利传话来说，他太忙，没时间到剧场，等电视转播时再看。当时胡耀邦已担任党的总书记了，我以为这不过是应酬的客气话，也就没抱什么希望。没料到，一个多月后，中央台刚放过此剧的录像，亚利就来电说：“胡总书记说，你这个剧的故事很吸引人，写中美关系和友谊的，正是时候！”

　　20多年过去了，这段短暂的交往，犹如刻在我心头的一幅幅画面，使我不断回味耀邦同志对我的教诲和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生命的进程!

　　（注：许瑞生为“天津人艺”的前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