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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月25日下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将9月3日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月26日《北京晨报》)
意义一
对安倍政权的最好回击
值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安倍政权的仇华倾向日益显著之际,由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拟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当其时。
自安倍政权上台后,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展开的中日争执不断升级,从而导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安倍政权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发表了一系列“中国威胁论”,在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展开攻势,大幅度增加防务费用,并且发表一系列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言论,说什么,“关于侵略的定义,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尚无定论。”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更是直接否定南京大屠杀,日本广播协会(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今年2月3日在东京街头公开演讲中声称,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一时间,各种各样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甚嚣尘上。
每当从日本传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我国外交部都会及时予以回应,但对方不予理会;近几年的12月13日,南京各界都会集中在大屠杀纪念碑前举行公祭,但因为是地方性的纪念行为,影响尚不能跨越国界。现在,全国人大将12月13日这天拟定为国家公祭日,将地方性的公祭升格为国家公祭,到时,国家领导人将与全国各地民众一道公祭死难者,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死难同胞,同时正告日本当局,企图借否定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伎俩注定要落空,其影响必将波及国内外。
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它的设立不仅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永远记得30多万死难同胞,而且业已显示冲破了观念的束缚,具有了还原抗战历史真相的勇气和胸怀,彰显了开明、大度和自信。(王学进)
意义二
意义远大于中日博弈
悼念死难同胞,揭露战争罪行,牢记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顺应了民意,非常必要。
而且,国家公祭日设立的意义,远高于中日博弈本身。
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有什么比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残暴侵略者屠杀更为沉重,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为国家公祭日,更重要的是象征意义,因为这是中华民族近现代悲剧的顶峰。国之典,民之情,设立国家公祭日,在提醒全民族勿忘民族曾经的苦难、勿忘苦难中逝去的生命、勿忘和平之弥足珍贵、勿忘捍卫国家主权之众志成城的同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重要的就是要提醒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来反思民族悲剧的成因,都来思考避免历史惨剧在我们身上可能再次发生的对策,都要实际行动起来。
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对英雄的崇拜,也不缺乏对民族败类的唾弃,但缺乏对普通百姓承受苦难和做出牺牲的祭奠,特别是缺乏制度上的安排。这次,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与国家公祭日分开设立,特别是以30万平民被害的南京大屠杀为公祭日,正是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体现的是对民众的尊重,是对生命的敬畏。而以国家公祭日的形式奠祭,也表明国家的意志、信念和情感,正与普通人情相融,因此,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表明我国政治的世俗化、平民化,体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
总之,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缅怀过去,更是抚慰民心、顺应民意的措施,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的不忘却纪念。同时,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是中国与世界更好地在沟通,在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态度,在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就如欧洲一年一度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死难者一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郭文婧)
意义三
纪念死难者不是为复仇
当代西方著名民族问题理论家盖尔纳在他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有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比喻。他把民族国家比作“鱼缸”,而民族国家内部的公民就是“鱼缸里的鱼”。这些“鱼缸”里赋予生命、维持生命的氧气和液体都不是自动的,需要专门的工厂。这个专门工厂的名称就是民族国家,它是“鱼缸”唯一的管理人和保护人。在世界没有演变成一口统一的大“鱼缸”之前,任何一条“鱼”如果无法让别的“鱼缸”接纳自己,那么他就只能指望自己的民族国家来保护。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日,就是中华民族的“鱼缸”被打破之时!南京大屠杀证明: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失去民族国家的保护,下场可能是极其凄惨的。作为一种仪式,“国家公祭”将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加固、维修特别是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鱼缸”?纪念死难者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配合外交政策,也不是为了宣泄情绪,而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思考如何才能防止在死难者身上发生的惨剧在我们或者我们后代的身上重演。
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告诉我们不忘国耻。同时也可以唤起我们的忧患意识,即在任何时候,我们中华民族都要居安思危团结一致,要时刻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我们国家的安全。这样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才能尽快地实现。(鲍华明)
意义四
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
对这段历史以国家名义进行公祭,正如76年后的战争幸存者、抗战老兵所言:南京大屠杀公祭以国之名义,是铭记,不是复仇。
记住历史、忘记仇恨,是要借助残酷的战争,告诉世人和平的意义和价值。生于1942年的父亲多次告诉我说,他生活的年代是悲苦的年代,因为整天要躲避、逃难。日本人来了,老百姓只能跑。村里不少人都被打死炸死了。齐邦媛的《巨流河》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学和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涯,多是在逃难、流亡中度过的,随时都有死的危险,家破人亡和死难,就是家常便饭,“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永难磨灭。”战争,不管谁输谁赢,都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因为其中灭绝人性的屠戮、残暴和灾难,会给人、各色人等,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们要让孩子成为和平的倡导者和热爱者,而不是战争的制造者。
中国之所以在近代中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就在于它的积贫积弱。所以,在国际竞争非常激烈的当下,我们更要懂得,国家和民族,那才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和支撑,也才是我们的发展之源泉,以此守护住我们的悲壮、庄严的中国心、民族魂。
让人痛心的是,当下的青少年对于这种民族灾难,却有了一种令人震惊的麻木。据报道,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记者随机采访珠海本地大中小学生发现,青少年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非常模糊,仍需补课。在随机访问的27名学生中,能清晰回答提问的仅1人,对“九一八事变”大概了解的有14人,了解较少的有9人,几乎不了解的有3人。应该具备的历史常识成了空白,应该具备的澎湃的爱国主义成为心不在焉,怎么不是一种失败的教育和精神发展的麻木呢?让这样的人成为支撑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精神硬度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性高压”吗?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指出的,“中国人铭记历史,并不是要耽搁在历史的苦难上唉声叹气,而是要从历史中塑造民族精神、民族魂”。因此,借助抗日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请让我们将民族信仰、国家灾难意识,提升到重要位置,将它当作未来发展的厚重的精神支撑,让我们伸展出尊严的筋骨、自豪的枝丫,以国际化的姿态迎接各种挑战和灾难,成为宠辱不惊、充满智慧的合格的“国家公民”。(耿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