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京籍孩子在北京读小学需要不同部门的5个证明，每个证明都要“标准件”。辛辛苦苦从老家开回的证明“不合格”，山东母亲曹某想办个假证把儿子送进学校，结果被抓。日前，曹某在北京昌平法院受审。（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孩子已到上学的年龄，却因手续太繁琐可能办不了借读证，求助假证假章被逮个正着，曹某的遭遇令人唏嘘。不过，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的角度，都不能否认曹某自身的过错。从报道可知，曹某为办证动手太晚，准备工作也做得不充分，事到临头才发现借读证办不下来，不得已铤而走险办假证、买假章。虽然办理借读证的政策规定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不能以此为曹某办假证、买假章开脱。

    再看北京等大城市办理流动儿童借读证的政策规定。以前，大城市以高昂的赞助费、借读费，为进城务工子女就读公立学校设置难以跨越的高门槛，是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歧视。现在，各级政府明文规定，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严禁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收取赞助费、借读费，金钱的门槛降低了，然而，城市却通过备齐“五证”、办理借读证等要求，向进城务工人员设置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门槛，以这种隐性歧视设置的门槛，有时比单纯的金钱门槛更高，更难跨越。

    一是办理各种证件的手续和程序本身极其复杂，有些手续和程序根本没有必要。其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态度消极，对前来办理手续的外地人员冷漠相向，有意无意推诿拖延、挤压刁难。

    从以前的金钱门槛到现在的程序门槛，从以前的显性歧视到现在的隐性歧视，表明流入地政府普遍对解决流动儿童就学缺乏积极性。兴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需要政府进行持续、大量的投入，公立学校多接收一名流动儿童就读，当地政府就要多投入一份教育经费，其积极性自然难有保障。

    笔者认为，可借鉴发达国家发放“教育券”的经验，在进城务工人员的输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间，适当进行教育经费的“流转”。具体做法是，按照教育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要求，输出地政府承担为户籍儿童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每名户籍儿童都应“分”到一笔教育经费（可以计算出来），如果一名儿童不在户籍地就读，而是跟随父母进城，在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他就将这笔教育经费带到城市，交给就读学校所在的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以充实当地的教育经费。这相当于每个流动儿童都有一张“教育券”，他流动到哪个城市就读，就把“教育券”交给这个城市，用来弥补城市义务教育资源的不足。

    对流动儿童就读城市公立学校的任何歧视，都于理不通、于法不容。破除这种歧视，需要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和城市政府转变职能，改进工作，需要学校教师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转变观念，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还需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和教育经费的合理流转，提高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供给能力，为流动儿童就读城市公立学校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