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基于医疗纠纷的原因而伤害医护人员的做法，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政府应切实在强化安保方面做出实际努力

    曾于今年10月25日发生过震惊全国的“杀医案”的浙江温岭，近日又发生一桩恶性伤医事件：患者在当地卫生院就诊输液后死亡，死者家属殴打医生，致一名卫生院领导受伤住院，多名医生受轻伤，医院被打砸得一片狼藉。

    近年来，患者或患者家属暴力攻击医生的事件频发。这些事件同医闹演变历程综合起来看，至少可以看出如下恶化趋向：

    其一，医疗纠纷从患者与相关医护人员之间的“口舌之争”求说法，转化为患者及家属或乡亲故里“抱团”与相关医院对抗；其二，从对抗的手法上看，从单纯以在医院摆放死者遗体等手法阻碍正常行医的“非暴力抗争”，转化为直接对行医人员施加暴力人身威胁的“暴力维权”；第三，在“暴力维权”案不断上升之际，正常的医疗纠纷维权仍存在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时间与费用成本过高、裁判机构公信力不足等问题。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尽管医院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着力提升了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措施，但仍然无法扭转行医人员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越提升安保级别，医患之间的对立感越强，越容易引发更暴力的冲突。患者在攻击医护人员之时，有着“突然性”、“应激性”、“失控性”等特点，再贴身的安保措施恐怕也难防住这类袭击案的突发。而面对行医安全感的下降，不少高素质的行医人员可能会选择离开一线临床工作，一线行医人员素质的下降又为继续恶化医患关系埋下了伏笔。

    所以，解决医患纠纷过激化的问题需要一个整体性思维，或称之为“多维度解决方案”。第一，必须要在全社会贯彻一个这样的理念：对医者人身安全的“绝对保护”原则。这是防止个别医患矛盾上升为系统性矛盾的必要之举，关乎整个社会的利益。任何基于医疗纠纷的原因而伤害医护人员的做法，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政府应切实在强化安保方面做出实际努力。

    其次，应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法中，尽量拆除不利于医疗纠纷维权的制度阻碍。可采用“谁败诉，谁承担诉讼费用”这类游戏规则，以减轻维权成本过高的负担。目前多数医疗纠纷，涉及金额并不大，但若诉之法院，则维权成本过高，判决虽胜尤败；而求之于医院，往往遭遇爱理不理，最后容易激变为非理性维权。可以这么说，相当一部分人走上暴力维权之路，往往是正常维权途径受阻后使然。

    第三，为吸引和鼓励纠纷双方寻求调解、仲裁或诉讼之道，应强化调解、仲裁、司法等机构的公信力。公信力来源于公正性，只要这种公正性为人们所接受，任何有理性的人们都会选择一种讲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就能打破“马太效应”的怪圈，使医生获得患者心灵上的救护，从而在根本上获得信任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