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临近，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打工的350多名农民工因无法拿到上千万元被拖欠的工资款而无法返乡过年。他们拿着按有红手印的联名讨薪材料，不断到县政府等部门讨要属于他们的工资款。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监管部门在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上玩“花样”、使当事企业逃避监管；而主管部门更是违规发放施工许可证，将农民工的利益置于末端。（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8版）

    讨薪路之难，可以用“一把辛酸泪”来形容。有人为此而上演“跳楼秀”，有人为此而搞“绑架案”，因之造成死伤等恶性案件更是不在少数。正是因为其不仅关系到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关系到市场规则和社会秩序，并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才使得讨薪工程成为“总理工程”，也成了各级政府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

    2012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到2015年将基本实现农民工无欠薪。据其介绍，2011年全国人大修法，专门把“恶意欠薪”写入刑法后，各地向公安部门移送的有300多起，已经判罪的有7起。同时，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政府对此给予了兜底保护，一是对欠薪问题高发的建筑领域，实行工资保障金制度和总承包单位负责制，一旦发生欠薪，总承包单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基础上，部分地方的劳动保障部门还建立了工资周转金制度，当欠薪行为发生后，由政府建立的周转金先予垫付，然后再进行处理。

    与此同时，无论是保证金的事前防范，还是周转金的事中处置，还是连带追索的事后处理，公共部门在其间不仅扮演着决策者，还是执行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起着最后的防线作用。虽然用工方才是第一责任者，但在其无以履行职责的情况下，监管责任就必须补缺并发挥底线的作用。如果连把关者也毫无底线，并与违规者沆瀣一气，在双重失守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权益就无以获得保障，基本无欠薪的承诺也无以兑现。

    再好的制度若是不执行也会成为摆设，再好的约束机制如果不履行就会成为纸老虎。虽然现实中，不乏实行保证金，银行打卡直发等正面消息，不过诸如政府沦成欠薪“帮凶”的案例同样不在少数。欠薪表面上看是社会诚信不足的问题，实质也是对公共责任是否履行到位的一种检验。欠薪问题高发，跟公共责任履行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是欠薪的“帮凶”，甚至还是直接制造者。比如前些年的三角债，很大一部分就是政府工程的支付力不足，欠账较多所致。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在“政绩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地方的摊子铺得太大，而政府财政又相对吃紧，或者超前发展的需要之下，对企业的违规行为给予放纵，预防和保障农民工工资的制度没有落实，该扣保证金的不扣，该建周转金的不建，既没有对企业的约束机制，也没有相应的应急和处置制度，农民工的权利保障力就此变得孱弱不堪，应有的政策红利也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消失殆尽。

    监管沦成欠薪“帮凶”是底线的失守，这比欠薪本身更难令人接受。若是底线无以固守，则“基本无欠薪”的承诺便无以实现，政府的公信也会因之而流失。其解决之道，除了要巩固和补强现有的保障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盯紧权力的作为，让其循规蹈矩固守本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