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观察》连续刊发了《公务员：这一年少掉的福利》、《公务员队伍开始动荡了吗？》等系列文章，反映当今部分公务员的生态和心态。一位曾在上海市级机关工作的80后公务员，看完报道后给编辑部发去一篇文章，谈他辞职的心路历程。

    这位公务员称，他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不乏投行高管、大型企业的法务主管、外资所知名律师、投资公司的资深研究员……有的已拥有600万以上级别的房子，有的股票账户里至少有7位数字；他们的很多子女读的是私立学校，还准备要二孩……而自己在机关里，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在人生已步入而立之年的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失败者。

    从这名公务员的描述看，他目前的幸福指数很低。人的幸福指数高低，取决于比较的参照系：如果向上比，那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永远都要处于下风，将永远不幸福。如果是向下比，就会发现自己比参照者更好，幸福指数就会徒然飙升。

    这位公务员只看到高管、主管和别人的豪宅、股票账户等等，却没有发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公务员的同学朋友还在为基本的房子票子忧愁，还在为“脱光”努力，还在为子女上学东奔西走，还在为看病治病左支右绌……这就是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显然，公务员未必位于中国社会的金字塔尖，但也绝不是社会低层群体，起码在“贫下中农”之上。

    一些公务员有诸如此类的抱怨，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公务员应该是高人一等的，应该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的。有了这样的期许，自然就有更高的待遇标杆，就有“比上不足”的失落。

    趋利避害、攀高避低是人的本能。作为社会个体，追求更高的待遇更好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在理论上，只要你选择了当公务员，实际上就选择了服务于民的道路，就不能期待处处事事高于大众的富贵生活。

    现在一些公务员开始抱怨待遇的“不公”，一方面确实说明一些有才能的公务员得不到应有的赏识和待遇，反映了我们的干部体制并非凭借德、才、能上位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人一开始就把公务员视为升官发财的快速通道，以致在这个通道上稍有不顺，就产生抱怨情绪。

    这样的抱怨出现在对官员的约束越来越严苛的当下，更证明了过去对公职人员约束太少，使他们滋生了骄娇二气，因而无法适应目前只是稍稍收紧的束缚。

    前不久就有一篇报道说，如今的禁令越来越细，公务员越来越不好当了，一些人开始另谋高就了。有这种不适应感的公务员可能只看到在发达国家，官员的薪酬也许比我们的官员高；但他们没看到，那些国家的官员所受到的监督和制约远比我们严格。他们一言不慎一行不正，就可能受到媒体和民众的穷追猛打，甚至因此下台。在监督无处不在的体制下，那才叫“官不聊生”！

    公务员过去享受太多的“幸福时光”，现在开始有了约束感和不适感，并出现了抱怨或离职，这无疑是体制归复本位，是民众的福音。当然，对公务员工作质量和用人标准的抱怨，那又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