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有多起教育腐败事件被引爆。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涉嫌严重违纪，属于高校多发的“基建腐败”；浙江大学副校长、学术带头人褚健落马，涉嫌科研腐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被捕，涉嫌招生腐败；全国教育规划办被曝管理漏洞、行为不规范，规划办主任引咎辞职，涉嫌管理腐败。腐败的高发和在不同方向蔓延的多样化态势，突显了教育腐败的严重性。

    与经济领域的情况不同，在经济活动中，各种制度、法律是相对明确的，对犯罪的定性也比较容易。但是，招生、科研和学术管理等等，既有制度建设的先天不足，也存在价值观的差异，对问题的严重性、罪与非罪的认定要困难的多，以至于高校和管理部门经常采取大事化小、拖而化之的态度。然而，就危害性而言，学术腐败、管理腐败的后果，要比个人贪污、吃喝超标、出国违纪等更为严重，因为它损害的是教育研究整体的水平和质量、风气和信心。因此，我们不能见怪不怪，不以为然，而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抓住这些腐败事件作为深入改革的契机，将教育腐败的重灾区转变为率先改革的实验区，亡羊补牢，开展实质性的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遏制教育腐败，重建教育的公信力。

    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决定改革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流程，建立公开透明的申报、立项、评审和批准制度，建立科研信用“黑名单”制度，杜绝一题多报、重复资助等现象，消除行政化定项目、分资金的弊端等等。这一意见当然不是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的全部内容，但的确抓住了核心问题：简政放权，消除行政化弊端；建立透明公开的评审制度。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制度的改革，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近年来教育同行普遍感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乏公正性，评审标准和过程不透明，人为因素明显，随意性大，行政权力凌驾于制度、规则之上，甚至成为少数人的内部操作。媒体所揭露的教育规划办用国家课题与地方进行利益交换，则是一种学术腐败行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管办评不分的体制弊端。教育规划办与中国教科院同属一个机构，院长兼规划办主任，规划办在教科院内部相当于一个下属部门。这种公共利益和部门利益混合的体制，很容易使代表国家行使的学术管理转化为某种既得利益，产生腐败行为。

    痛定思痛，对教育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改革，首先应当实行管办评分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应当与中国教科院脱离，成为一个利益独立的机构。建立专家委员会制度领导课题管理，同时，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价和审计，面向社会公开。在规范性的制度建设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值得借鉴，相对而言它更为严格、科学和公正，而且比较人性化，事后向申请者反馈专家评审意见，每年公布受理举报和处理的情况。此外，应当与时俱进，建立一些新的规则和准则。例如，革除官本位的陋习，禁止领导干部和行政官员申请科研经费、主持课题研究，使学术的归于学术，使宝贵的研究经费真正服务于第一线的科研，逐步提高我国的教育科研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应当是另一个典型。鉴于招生工作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主动引入外部监督，建设性地建立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制度，值得称赞。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既要信息公开，也要去行政化，即把招生录取的权力从招生处转移到以教授为主的招生工作委员会，招生处只是服务和执行机构，这是阳光招生的制度前提。通过权力的转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以及建立追究和问责制度，构建一个比较完备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