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是单独，但正当她计划二胎时，父亲娶了一个35岁的后妈，从未生育过的后妈担心年纪大了不好生，打算早生，但这样会影响杨红怀孕，因此两人当街大吵（2月23日《扬子晚报》）。

    “和后妈抢指标”本来是一个笑话式的调侃，不料这么快就在现实中找到了例子，并随着政策的实施，类似的例子将会逐渐增多，甚至可能累加成较为普遍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生育政策是铁板一块，没有半点弹性空间，则势必让两代人陷入两难的困境当中，最终要么有一人失去生育的机会，要么加大了高龄产妇生育的风险。无论是哪种现象，都不符合政策制订的本意。因此，类似现象应纳入二孩政策研讨范围，提前拿出一个符合规定、且能让双方都满意的操作办法。

    在笔者看来，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后妈和杨红两人都可以在对方没有怀孕生育之前，就去办理好准生证，她们俩都符合生育政策，因此，办证不存在障碍。此后，生小孩的先后次序应属医学专业范畴，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应该以母婴安全和人口素质为出发点，对类似生育行为进行人性化安排。

    特殊情况并不会局限于“后妈抢生”方面，在现实的操作中，还会遇到许多难以取舍的问题。比如，对于一些复杂的再婚家庭，独生子女的认定或许就成问题。而子女夭折一个后，出现事实上的“独生子女”，在当前有些地方并没有把他们当成独生子女，他们是否能享受到包括二孩在内的独生子女政策，也需要加以明确，等等。

    并且以上几种情况只属于管理层面的问题，在服务领域，也有许多政策有待明朗。比如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措施，此前并没有将单独二孩纳入奖励范畴，如今单独二孩也属于计划生育家庭了，对他们要不要给予奖励，如何奖励，相关政策需要调整。至于像这位后妈这样，年龄较大的妇女，生育缺陷儿的风险加大，优生优育的服务保障尤为重要。因此，卫生和计生服务机构应给予她们孕前和孕期优生指导，把国家这一免费民生项目，从主要针对农村妇女扩大到单独二孩家庭，从而减少出生缺陷发生率。

    当前，多省市单独二胎政策已落实或正在落实，但这只属于立法层面的落实，还没有涉及具体的问题，只有技术层面的操作细则，才会遇到许多特殊情况所带来的难题。在地方立法层面的工作完成后，计生业务部门应尽快做好技术层面的规则制订，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后妈与女儿当街大吵等类似现象发生，才能以政策的人性化、办证的便捷化、服务的多样化，来保证单独家庭安全而从容地怀胎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