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家住宁波市的童先生给某报新闻热线87777777打来电话：“妻子在黄山旅游时不慎丢失的手机，被一名游客奇迹般地从积雪中捡到了，对方在确认地址后，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把手机寄过来。他还说，捡到手机的那一刻，唯一能想到的是手机里的资料对失主肯定很重要。这个陌生电话，让我感到很温暖。”（3月11日《宁波晚报》）

    捡到手机，给失主打一个电话，看似普通的举动，却孕育着人心中的温暖。你能不能做到，我能不能做到？当我们面对杭州人的善举时，内心中的盘问也随之而起。是的，原本这样一个举动，最平凡不过。可正因平凡，所以又更显温暖。时常关注时事的人，不会忘记，不久前，深圳一位女白领在地铁口晕倒，却没有人及时把她扶起来，做一做紧急救护。可能，我们都觉得，类似这些事情，没有我们去做，也会有别的人去做。但许多时候也正因为这样的责任分散，而使得无人愿意出手。

    纾解这种现象，应追寻道德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很多人陷入价值观的迷茫，导致道德滑坡。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又有不少人对市场经济心存误解，认为市场不需要道德。还有一些人，将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在强调法律的作用时，忽视了道德对社会和谐的调剂作用……但实际上，建设一个好社会，离不开道德，确立市场经济也不能排除道德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写完了《国富论》一书后，又赶紧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以提示人们千万不要忽略道德。因为道德的作用就在于为法律底线铸就一道防火墙，使我们的发展不至于濒临底线崩溃的边缘。

    知名评论家熊培云说过，这个时代流行的并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大家一起审判崇高。这种抢占的反叛，标志着道德的解构。而在某些时候，盲从极容易感染我们。犹如鲁迅说过的“同去，同去”，在分不清方向的时候，裹挟大多数一起宣判道德。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预言道德已死时，这种示范效应便犹如那个邪恶的俄狄浦斯情结而自我实现。因而，抵御一个社会的坏风气，需要一些最简单最真挚的行动。比如，捡到手机给失主打一个电话等，它都能点燃一个人心中的温暖，虽然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可以融化一片冰冷的人心。

    “来自杭州的电话”本是一则再普通不过的消息，它引起我们的关注，正因为它之于重建道德的意义。当然，重构道德是一件大事，光靠一个“杭州的电话”肯定不能完成。但这些微小事情的出现，说明人心之中有重构道德的土壤，有向上而行的力量。只需我们认真练习，重新接纳道德作为社会的一种规范，在制度上构建去恶向善的机制，融化城市化带给我们的陌生人效应，建设更好的社会，便也就有了可能。

    面对当代中国的复杂转型期，熊培云问，“这个社会会好吗”，而我却问，“我们的人心会好吗”，“来自杭州的电话”恰做了最好的解答。在大时代，守护好自己的心灵，社会便有了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