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缺粮大省。粮食自给率只有38%，62%粮食都是外地调入的。浙江各项经济数据都是直线上升的，唯独粮食自给率指标长期呈下降趋势。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总书记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把粮食安全极端重要性端到每位中国人面前。

　　中国是个大市场。粮食即使作为特殊的重要商品，省际之间通过市场交换进进出出，实属正常不过的事。但每个省份饭碗里装多少自己生产的粮食，对整个中国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影响甚大。

　　浙江是个人多地少的省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按照市场经济效益比较，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经济作物比较效益都会大大高于粮食作物。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模式把两者利益平衡统一起来，那么我们粮食自给率的数据还是会令人不安和尴尬难堪。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模式，让我们有限的土地既能多生产出粮食，又能让农民经济收入得到增加。现在该是为粮食生产多多呼吁的时候了。我们也该为自己饭碗里多装些浙江粮喊喊了。

　　其实，这种模式早就在浙江农村大地出现，只不过是在规模上还不够大。这，就是水旱轮作的“千斤粮万元田”模式。记者近日在台州农村采访中，这种模式呈现出规模数量日益扩大趋势。

　　台州全市“千斤粮万元田”面积总量1.9万亩，“千斤粮五千元田”面积总量达8.5万亩。特别是以“西兰花—早稻”为主的粮经水旱轮作，使早稻面积大幅度回升。去年早稻面积达15.75万亩，同比增加33600亩，增幅达27.1%。

　　记者在路桥区金清镇采访三位家庭农场主时，他们分别采用“早稻—西兰花”、“早稻—笋菜—笋菜”、“香瓜—晚稻”三种水旱轮作模式，在确保“千斤粮”同时，每亩净收入都能达到5000元至15000元。在三门农村调查中，“大棚红茄—晚稻”、“大棚草莓—单季稻”、“大蒜—单季稻”等水旱轮作模式，还有水稻套养鱼、虾、鳅等模式，实现千斤粮食的同时，经济效益一亩高达两三万元。

　　水旱轮作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从而提高农产品贡献率和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水稻种植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减轻病虫害，少用农药化肥等，对后面种植经济作物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作用。用农民的话说，水稻是对土地的一种滋润保养，经济作物是对土地一种比较过度的掠夺。如果连续种植经济作物，产量和品质都会呈梯度衰减。水旱轮作，恰恰起到土地效力的综合平衡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两个细节，一个是大户较大规模种植水稻，由于机械化程度高，投入的劳动力比较少，加上政府对粮食补贴政策比较优惠，没有市场风险，粮食生产还是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效益。一个是经营20亩至50亩适度规模的农户，采用水旱轮作模式，由于复种指数更高和更加精耕细作，他们的亩产经济效益明显会高出一筹。

　　这种水旱轮作模式，使“米袋子、菜篮子、钱袋子”得以共同发展。国家对粮食贴补优惠政策的牵引，经济作物市场效益的支撑，使粮食生产和经济效益达到平衡统一。实践告诉人们一个基本道理，只有在解决亩产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才能最终确保粮食生产面积扩大。水旱轮作模式，既确保粮食生产，又增加农民收入，让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得到较好结合。农民智慧的创造，解决了市场经济某些天生不足的缺陷。

　　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仅靠市场调节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有为这只手加大扶持力度很重要。土地流转是决定土地如何使用的关键。地由谁种？种什么？流转土地设置经营准入的条件限制是必要的。当下一些地方出现的土地流转“非农化”、“非粮化”两个倾向，对粮食生产极为不利。当下土地流转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不能一味向资本、企业和超大规模的大户流转，不能一味向完全脱离种粮，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对象集聚。

　　我们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全省土地流转比例已经接近45%，土地流转的空间并不会很大。土地仍是我们众多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富之源，我们吃的粮食永远要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种地的主体者和土地主要得益者肯定是农民，这些事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会改变。如果把土地流转引导与一定的种粮契约挂钩，如果把土地流转租金与种粮和经济作物加以切割，如果加大对种粮社会化服务力度，如果提高粮食定购指标数量，如果在金融贷款等方面加大对种粮扶持等，土地流转就会向种粮大户和能手集聚，粮食种植面积就能得到明显扩大，我们饭碗里就能多装一些自己生产的粮食。这，恰恰是各级政府需要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