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延迟退休，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平均退休年龄。不能以多数国家执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延退标准，中国需要根据自身国情和养老制度特征，算出合理的平均退休年龄。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14日介绍了“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小步慢走”，表明稳妥而非激进推进延退的改革节奏。之所以要稳妥，是因为延退改革不仅涉及不同年龄段人员享受养老待遇的代际公平问题，还涉及养老双轨制造成的不公是否会进一步显性化的问题。

　　但养老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不止包括是否公平，还包括扶养能力是否能够跟得上需求。目前，人口结构正处在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中，全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5%，仅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就已达到8000多万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衰竭的明显迹象。这两种趋势的同时显现，导致养老保险的扶养比持续下降，在局部地区养老保险金已出现较大缺口。既要保障基本养老扶养能力，又要逐年提高养老待遇水平，延迟退休无疑是选项之一。实际上，提高法定平均退休年龄也是多数国家应对养老保障压力的主要方式。

　　推进延迟退休，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平均退休年龄。劳动力基数、社会保障力度、就业率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不能以多数国家执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延退标准，中国需要根据自身国情和养老制度特征，算出合理的平均退休年龄。

　　怎么算才合理？首先，延退应能起到弥补养老保险基金潜在缺口的作用。这也是延退的初衷之一。但弥补养老金缺口，不仅只有延退这一种方式。拓宽结余养老金投资渠道，可以起到比延退更大的作用。已经启动的养老金入市，就提高了养老金的收益预期。不过，实现这种预期，仅养老金入市还不够，关键是资本市场能够通过制度改进，为入市养老金提供价值投资的安全环境。如此，才能减轻延退的压力。

　　其次，延退应让能够创造更多附加值社会财富的人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如此，才能避免出现延退者与有就业需求者争夺就业岗位的现象，让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遏制人口红利衰竭。这也就意味着，延退需要根据行业、岗位、工种的不同，进行更缜密的设计。

　　再次，延退不能造成养老待遇差异的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在推进延退的同时，必须加快推动养老双轨制并轨。实际上，从延退追求的预期效果来看，在创造财富的岗位推行延退，比在包括消耗财富的所有岗位一刀切式延退，更有效率。

　　延退背后，牵扯着远远超过延退本身的复杂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核算合理的平均退休年龄的基本参数。只有所有参数所涉及的领域都能推动相应改革，延退才能更具说服力并得以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