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东入驻工商部门的消息在媒体上报道后，围绕事件出现了诸多发人深省的讨论，如工商行政执法权是否独立？涉事的公职人员是否违规或违法？工商部门选择个别商家进驻依据何在？相关执法程序的流程界限是否明晰？举报人作为证据的交易信息获取方式是否合法？在众多的思考中，行政权力在程序上的管理与控制，可以说是解决以上诸多疑问的密钥。

　　在新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能力的提高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核心工作。从一元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转向多元化的综合治理模式，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趋势。互联网企业的出现，的确对政府的行政权力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行政程序管控既包括有效保障社会运行的社会治理，更包括对公权力的程序制约。

　　笔者认为，入驻事件涉及三个层次的行政程序管控问题：第一，工商管理部门是否应将调解纳入行使行政权力的前置范畴？目前消费者维权投诉有四个渠道——消协作为社会团体以调查、调解工作为主，工商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力，仲裁则以合同仲裁条款的约定为先。当消费者寻求行政权救济时，是希望达成行政权力干预下的问题解决。尤其是对于问题频出的企业，行政权力的核心功能是纠正经营者的不良商业行为。此时，工商管理部门与不良企业是“猫鼠”关系，岂能同在一个屋檐下其乐融融？第二，执行层面的程序性问题。如该类驻场行为是否经过严格的程序论证？驻场商家的资格是否提前设定有统一的标准？驻场商家的选入是否有公开的信息披露程序？事实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消费争议快速解决通道管理规定》已经为消费者建立了协商和解的重要平台，该规定明确表示，绿色通道成员单位需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解决消费纠纷的工作场所，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联络员的姓名、职务等信息。但该规定未涉及企业联络员驻场工商机构的事宜。第三，如果前两个层次问题已经解决，则需要在程序设计中控制公共执法权与商事私权之间的界限。《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要求，工商机关通过投诉等途径发现、查处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应当自收到投诉、举报等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在获得举报材料后，工商管理部门首先应向投诉人、举报人了解情况，不予立案的书面记录需留存。工商管理部门对于不予立案的投诉需经由负责人签字，由办案机构将结果告知具名的投诉人、举报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前述相关工作均需公职人员履职完成。该事件中，是否是公职人员获取信息后直接交付被举报人需予以明确。

　　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投诉处理如仍沿袭传统方式，则工商机关的有限人力的确无法完成相应工作量。工商机关与商家联合开展工作，虽然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一定要厘清法律的界限。通过互联网平台的程序管控，联系各主体，切割线下实体性联络，既能提高行政效率，也能使行政权力得以有效控制，从而避免公器私用现象的出现。期待相关部门能够予以足够的重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