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开始，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社局的领导们，都要分别赴中西部省份招工。今年也不例外，局长千里迢迢赴宁夏银川招工，在年前的摸底中，该区用工缺口达4万人。

    紧邻上海的苏州市吴江区，前身是县级市吴江市，在其作为吴江市的最后一整年即2011年，该市位列全国百强县第二位，其下辖的吴江经济开发区是全球最大的电源供应器、网络数据机生产基地。IT产品生产，是一种劳动与技术双密集型产业，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不仅旺盛，并且因其需要一定的技术操作，进而更要求工人离职率较低。

    与“招工局长”相对应的是，中西部省份正在出现“电瓶车农民工”。随着产业经济的梯度转移，许多工厂搬迁至中西部省份，返乡农民工变身“电瓶车农民工”，因为家离工厂近，住在家里，每天骑着电瓶车到工厂上下班。不仅省却了他乡漂泊之苦和异地谋生成本，还能挣到与东南沿海省份工厂不相上下的工资。

    “招工局长”与“电瓶车农民工”的“拉锯”，是产业经济梯度转移过程中，农民工在市场中自发选择形成的。招工板上逐日上升的薪水，恰恰是这次产业升级和人口拐点最敏感的“末梢神经”。农民工不见得了解产业经济学，但他们知道，自己要去综合收益最佳的地方打工，工资减去生活成本才是所得，而且自己要“站着挣钱”，更在意劳动的尊严。毕竟，现在的局面是企业求农民工，而不是农民工求企业给份工作。中西部省份一些紧邻省会或紧邻铁路干线，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县，将成为下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基地。

    曾经的工业强县招不来工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农民工数量不足，对工资报酬或是管理模式不满，但如果企业再度加薪，成本高企之下便无利润可言。“强扭的瓜不甜”，招不到工说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适合东南沿海地区。

    然而，招工局长们之所以明知产业转移在所难免，依旧不远万里四处求工，是因为这些东南沿海的工业强县，本身并无多少高校，本地城镇人口也并不充裕，短期之内第三产业难以对第二产业起到替代作用。一旦招不来工企业搬走，第二产业被中西部省份吸走，第三产业被其身边的一线城市吸走，那么这些曾经的强县难免会出现经济“空心化”。

    我们试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东南沿海地区，能够在人口红利拐点到来之前，就吸纳一部分外来农民工进入当地城镇。那么即便当地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之后，这些新市民不再从事工厂工作，也可以作为未来发展服务业的人力资源储备，并培养为城市经济的新消费群体。

    也就是说，现在正为找工易而沾沾自喜的中西部省份城市，也应当尽可能实现返乡农民工在原籍的“城镇化”，吸纳进城市并培养其消费能力。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总有一天，这些客户遍布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会搬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那个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甚至可能不在中国。到那时，这些根就在此地的“电瓶车农民工”，如果不能融入城市从事第三产业，又将去往何方？

    不要总等到招工难时，才念起农民工的好，不要总等到工人离去，工厂搬走之时，才想起来，当年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彻底融入城市，而是像防川一样筑起层层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