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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东广州出台的《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申请或举荐时限、保障、奖励都作了详细规定，其中明确见义勇为的奖励标准为1万元到100万元，事迹特别突出、影响特别巨大的，还会酌情增加抚恤慰问奖金。办法同时规定，保安员、辅警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也纳入见义勇为奖励范畴。　

　　多年以来，“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是许多地方认定见义勇为的先决条件。将前两项排除在外，社会观点比较统一，但对于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能否认定见义勇为，一直争议不断。一些人认为，约定的义务只要不违法即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履行约定义务天经地义，与见义勇为无关。

　　事实上，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有本质区别。法定义务是指由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具有强制性，当事人必须履行，否则会受到法律制裁。 比如，人民警察法就规定了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将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约定义务则是当事人双方根据合意而产生的，不履行约定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但并不具有强制性。

　　打个比方，同样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警察不挺身而出，可能将被追责，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而换做保安、治安联防员等群体，其并不具有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哪怕是“临阵退缩”可能只会丢饭碗。反之，如果后者积极抢险救人或者与行凶之人搏斗，他们的崇高行为则应该受到褒奖。

　　广州此次将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也纳入见义勇为奖励范畴，某种角度上也是一种纠偏。既然约定义务不具有强制性，就更应该在道德层面加以引导。这既能激励更多人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又能推动相关从业者忠于职守，履行约定义务，从而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

　　应该注意的是，目前认定见义勇为尚缺乏统一规定，各省市自行制定办法，难免存在标准不一的情况。同样的行为，在广州可以认定为见义勇为，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或许就不行。这样的尴尬局面应该尽快改变。

　　2017年3月，公安部曾就《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但至今未见下文。在为广州出台见义勇为新规点赞的同时，人们更期待有关部门加快立法步伐，统一规范和标准，确保见义勇为认定的权威性和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