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社评】

　　原标题：期待“无证明城市”成为公共治理的标配　　

　　工人日报-中工网评论员 林琳

　　“无证明城市”的建设，必然要依托多部门分工协作，以及数据库建设、大数据共享等，而这些工作机制、平台的建设、完善，最终指向的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建设“无证明城市”注定会撬动、推动公共治理的多方面升级。

　　2月20日，山东淄博市政府办公室发布《淄博市建设“无证明城市”实施方案（试行）》，提出依托数据归集和共享，全面推进“减证便民”，尽快实现“法无规定一律取消”和“法有规定无需提交”的“无证明城市”建设目标，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此举引发诸多媒体和公众关注，或许是因为近年来有关奇葩证明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相关事件的主人公为了证明“我是我”“我爸是我爸”“那个‘我’不是我”“我没有犯过罪、吸过毒、欠过钱”等诸多情况，反复奔走于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有的数年无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不少人“苦奇葩证明久矣”、围观者亦倍感无语的现实语境下，有城市宣布要打造“无证明城市”，并且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显然值得拍手称快。

　　事实上，“无证明城市”并非一个新提法。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致力打造、建设“无证明城市”，有的处于规划阶段，有的已取得一些成效，有的则已基本建设完成，计划着向更健全的“无证明城市2.0版”迈进……淄博市建设“无证明城市”的消息之所以引起各方关注，某种角度上说明，“无证明城市”尚属稀缺、并不普遍。

　　有必要明确，“无证明”不等于“零证明”，也不等于“无需证明”，它是指区分不同情况，不再由公众去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尤其是那些公众并不掌握和持有的、需要额外跑腿儿才能拿到的证明材料。比如，直接取消的证明，主要针对没有法律依据的证明事项；免于提交的证明，指可由申请人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自动生成的证明，主要针对审批单位可以通过网上查询直接获取的；职能部门核验的证明，主要针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等情况的。

　　不难看出，打造“无证明城市”的重要目的和价值，是将百姓和一些企业从繁复、漫长、尴尬的证明过程中解脱出来，由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主动解决证明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变“你向我证明”为“我为你证明”，少用“现实跑”多在“网上跑”，少用人力多用数据，少折腾多办事。

　　在“无证明城市”的打造、建设方面，浙江金华堪称“领跑者”。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础上，2018年初，金华市在义乌率先启动“无证明城市”改革试点；2019年2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实施“无证明城市”改革，只要在该市域范围内，原来需要群众、企业自己去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单位，包括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内的服务机构开具的证明，一律取消或免提交；2020年8月，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名单发布，金华市全面实施“无证明城市”改革成为24个示范项目之一。如今，金华“无证明城市”的改革经验正在辐射更多地方。

　　作为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建设“无证明城市”是贯彻“放管服”改革精神、落实“减证便民”工作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百姓诉求的回应、对现实痛点的疏通。

　　进而言之，“无证明城市”建设对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来说，是多重考验。比如，要转变观念，要敢担当作为，要有打破陈规、动奶酪的勇气。同时，“无证明城市”的建设，必然要依托多部门分工协作，以及数据库建设、大数据共享等，而这些工作机制、平台的建设、完善，最终指向的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建设“无证明城市”注定会撬动、推动公共治理的多方面升级。

　　眼下，“无证明城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地方的选择和追求。我们期待，“无证明城市”能成为地方治理、社会治理的标配，假以时日，人们不再视其为新鲜事儿，而是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