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社评】

　　原标题：坚守执法为民 摈弃“执法为利”

　　工人日报-中工网评论员 林琳

　　说到底，“逐利执法”不是执法为民，而是“执法为利”，是一些行政机关和人员对执法权的使用、对权力运行的初心和目的出现了认知偏差。

　　交通执法领域的一些“怪现象”日前引发媒体和公众关注——《半月谈》记者在北方某县调研发现，当地交通违法罚款一年“创收”了3000多万元，“撑起”其一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3；广东某地一高速公路岔道口被指标志标线设置不合理，造成“天量”罚单……

　　同样是日前，公安部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规范交警执法处罚，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要规范合理设置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主动征求社会意见，对设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整改。

　　这些新闻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即一些地方的交通执法和处罚出现了跑偏，引发公众的质疑和不满，亟待规范。

　　毫无疑问，“电子警察”在震慑、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维护、保障公共交通秩序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一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不断增加设置“电子警察”的主要原因。但较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某些“电子警察”和借助它们实现的交通处罚颇有微词。比如，有的摄像头“藏得挺深”，一些车辆不知不觉中就被拍了；有的高速公路实行“过山车式限速”，令司机手足无措；有的非城市中心路段人车稀少，车辆在路边临时停靠并不会影响交通，但摄像头就在那里“拍你没商量”……更早之前，一些地方的交管部门曾采取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让“电子警察”设备供应企业出资建设，再于协定期限内通过抓拍交通违法并罚款的方法抵消前期建设资金。

　　如果说一些驾驶员无视交通法规和摄像头、以身试法，当然应该受到处罚和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些“电子警察”的设置基本属于“避无可避”，驾驶员想遵章守法都难。某些规则本身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却要求公众遵守，对不遵守的人还要给予罚款，这不是正常的管理和执法逻辑。

　　一些地方的“电子警察”以罚款、“创收”为主，以整肃交通秩序为辅;一些交通执法成了“以罚代管”“罚而不管”“逐利执法”，甚至是“陷阱式执法”。这样的基层执法生态和治理生态让人忧心。

　　根据《警察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处罚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从这些要求上来说，“逐利执法”本身就涉嫌违法。

　　近年来，电子监控设备的设计、使用规范多次引发热议，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防止滥设滥用“电子警察”。但相关口诛笔伐并未撼动一些地方的“逐利执法”。一来，“奶酪”难动，不到万不得已，既得利益方不太可能主动“割肉”；二来，规范并不明确，目前，有关交通监控设备、执法记录设备究竟该在哪些路段设置、设置多少、多久进行准确度检验，设置使用的标准和程序等，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也导致现实中“电子警察”的设置多为“一言堂”。

　　权为民所用。说到底，“逐利执法”不是执法为民，而是“执法为利”，是一些行政机关和人员对执法权的使用、对权力运行的初心和目的出现了认知偏差，某种角度上这也是对权力的一种滥用，一种懒政惰政。

　　同样是执法，一些地方和执法人员的人性化举措、举动往往获得点赞——面对开进市区、停在十字路口卖菜的大货车，本欲罚款的警察发现司机吃住都在车上，只是给予了口头教育和警告；面对占道摆摊的老人，城管执法人员没有强硬驱赶，而是帮老人卖掉了大部分菜后才劝其离开；一些地方的交管部门推出了“学法减分”的执法机制，参加网上学习考试、现场学习考试或者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可“减免交通违法记分”……相比之下，这样的处理和处罚确实没有带来“收益”，但在执法效果和公信力上，更胜一筹。

　　期待公安部排查、整改问题摄像头的要求能够尽快落实，期待“逐利执法”被连根拔起，期待更多的地方和执法机关转变工作作风，携手打造风清气正的执法环境，同时，通过问计于民和大数据分析等，提高道路管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这是执法的正确姿势，也是化解民生痛点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