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调查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250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数量。结果显示，尽管各市经济、人口规模存在巨大差异，但6～8名副市长几乎是“常态配置”。（见11月25日《新京报》）

    其实，机关领导超编的，何止在地市级？又何止副职？譬如此前曾有媒体曝光，四川松潘县，总人口为73188人，但有16名副县长；山东沾化有6名副县长，15个县长助理；河南省项城县卫生局，有14个副局长级别的领导……

    这些“超豪华编制阵容”折射出的其实是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的臃肿程度。难怪有评论惊叹，官员编制“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打麻将可以凑几桌”等等。

    副职“云集”，官满为患，肯定不是好事。一者，官员超编越多，越是对公帑的耗费，越需要更多的纳税钱供养。二者，副职过多，权力易成掣肘造成内耗。三者，从行政管理学角度讲，副职多了，容易造成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官场副职扎堆乱象的“潜规则”由来已久，而社会各界对此诟病亦久矣——早在1980年，便有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那么，副职为何扎堆？表面看，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有关，与官场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有关。但从深层次看，一是与政府职能转变迟缓有关，“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大政府”，需要更多的“婆婆”当家。二是与当下的干部选拔机制有关。一些地方的官员选拔，是“自上而下”的，提拔谁，提拔多少，往往是权力说了算。

    再往下深究，副职扎堆也应归咎于，缺乏一个现成的、可依据的制度设计。根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领导职数，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确定。”这条原则性的授权实际上给了各省很大的自主空间。既然可以自己说了算，那么，一个市、县，一个厅、局，到底设置多少副职算合适，当然没有标准，更遑论监督和规范。一些西方国家每增加一名政府官员编制，都需要议会批准，其法律程序严格到近乎苛刻的程度。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还比较缺乏。

    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副职都只有两至三人。在我国，国务院早在2008年就明确提出，国务院各部门领导职数明确为一正四副。比照这个规定，一个地级市、县和诸多行政部门，大体配多少副职，其实不应该太离谱。正因为缺乏明确规定，所以类似副职扎堆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需要在源头上健全行政组织法，把编制问题法定化，尤其要明确基本的副职配置数，而且要有追究机制，任何单位如有违反要问责。如此，才能根治副职超编这种官僚积弊。

    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减负、减“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