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则新闻可以放在一起。一则是云南昭通市检察院以“量刑明显不当”为理由，就大关县一官员强奸4岁幼女获刑5年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另一则是一名在广东打工的男子因发表过激的网络言论，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刑事拘留，由于情节显著轻微，检察院不予批准逮捕，该男子获释放。

    从表面看，这两起案例既无内容上的关联性，所引起的社会影响，受到的关注度也大为不同，但从结果上，它们都一定程度地与大多数人的正义预期相吻合，并且在通往正义之路上，检察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公众普遍关注的大关县官员强奸幼女案来说，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情况几经转折。从大关县法院一审判决郭玉驰有期徒刑5年，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引起各界哗然开始，到受害人家属向大关县检察院提出抗诉、大关县检察院给出“决定不予抗诉”的回复，再到受害人家属向昭通市检察院提出申诉，直到前几天，昭通市检察院以三点理由认定量刑不当，作出抗诉决定，一种对当地司法系统能够公正审判此案的信心才慢慢确立。

    虽然仍有一些声音在追问，为什么正义姗姗来迟，非等到媒体曝光，也有人为抗诉叫好之余，呼吁调查一审中有无公职人员徇私枉法的情况，但上级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意义不能就此掩盖。

    抗诉权或者批捕权都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基本职权，根据案件情况，灵活运用各项权力，是检察机关履行司法职责的方式。然而，进入司法实践活动，检察机关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未必能完全依照上述原则。

    国内基层检察院一直存在对刑事抗诉工作积极性差，抗诉工作难于开展等问题。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如为取得好的考评业绩，片面强调“抗准”，以改判作为刑事抗诉的唯一标准，致使应当抗诉案件不敢抗诉；法院部门保护主义使基层法院判决、裁定已包含中级法院意见，抗诉改判率低，影响检察机关抗诉积极性；刑法法定刑幅度过大，司法解释滞后，不易掌握抗诉标准；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抗诉支持力度不够等等。这些原因涉及检察院、法院、刑事立法等多个方面，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法治水平的综合体现，不能归责于一方。但仅就司法系统而言，公检法之间重配合、轻制约的现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是一种合作与制约共存的关系。面对刑事犯罪行为，发挥各自作用，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是为互相配合。而互相制约，则是指其中某个环节出现认定或判断错误，都可以通过批捕权、抗诉权、再审权等权力的运用，避免与正义、真相相违的决定出现。现在的问题是，为了提高效率，公检法三方普遍强调合作，不少检察院和法院建立起沟通、协商机制，它无形中弱化了制衡机制，甚至限制了制衡机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在已经证实的冤假错案里，人们总是颇为困惑，为什么在相关程序立法明确，制衡机制、所涉部门并不缺少，可还是会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接力”错误，让甚至不难发现的不公不义成立，让无辜者蒙冤，给法治中国蒙上阴影。联系前述现实，本应防止权力滥用的制衡作用的“失灵”是显见的。

    寻求司法系统内部的制衡，不是说要排斥合作关系，更不是追求制衡，反其道地以互相“使绊”为目的。所谓的制衡，是以事实和公平正义理念为基础，作出符合法治精神的专业判断，这是任何法治国家司法正义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