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南京发布空气质量红色预警，南京市城管局环卫处通知各区环卫公司，要求给所有环卫工人购置专业防霾口罩。但有市民反映，在路过建邺区黄山路的时候，看到在户外辛劳工作的环卫工人们，并没有戴上专业的防霾口罩。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河西建环环卫建设公司竟只给管理干部采购专业防霾口罩，给环卫工人配备的只是普通纱布口罩。（12月9日《南京晨报》）

    “防霾口罩给干部，工人戴普通口罩。”如果说无处不在的雾霾只是对身体有害，那么，雾霾当前由管理部门给出的这种应对秩序，则是在伤人心。面对雾霾，最根本的应对之道当是相关部门和社会拿出合力进行有效治理。但雾霾作为一种气象灾害，它注定不可能迅速消除。事实上，社会各方面，如何做好与雾霾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已经是一种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种条件下，让那些不得不在雾霾之下工作的群体，如环卫工，享受到最优先的保护，乃是基本的应对伦理。

    客观而言，即便是给环卫工发放专业口罩，也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保障，只能说是迫不得已下的必须。尽管无人能完全幸免于雾霾的伤害，但对于公共部门而言，一个小小的普通口罩与专业口罩的区别，隔开的却是一种“共呼吸”的责任担当伦理。干部优先配备专业口罩，它像极了另一种形式的“特供”，当如是颠倒的应对秩序蔓延开来，未尝不是一种危害更大的“雾霾”。

    某网媒的一篇评论不乏调侃地提出：雾霾在肆虐神州之时，也给我们民族和个人带来了五大好处，其中之一则是，让中国人更平等。客观上，雾霾面前无人能够幸免，这确实是一种“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更应该是基于平等的受难而生发出的共同应对的同理心。坐在办公室的领导干部领的是专业口罩，暴露在雾霾中的环卫工则只能佩戴普通口罩，如此应对，显然难以让人感觉到这种“平等”的治理决心。由此，又何以让人对共同承担和共同治理抱以乐观？

    当雾霾袭城成为一种既定事实，每个人都只能选择共同应对。同时，公共部门也需要将有限的救济资源优先分配给最需要保障者。如果在口罩的发放上，都依旧遵循“官员优先”的治理秩序，又何以让人相信“休戚与共”的责任共鸣？雾霾可怕，更可怕的是治理思维上共鸣感和责任感的断裂，人为制造置身事外的“避难特区”。进一步言之，呼唤一只“平等”的口罩，更意味着在雾霾应对的责任链条上，从政府到环保部门到企业到家庭乃至个人，都能承担科学合理的责任分配，舍此，注定雾霾难去。

    “与雾霾的较量或许还刚刚开始”。而诸如口罩发放失序这样的治理插曲，或许也只是类似失序的开端。它背后的潜在语必须被看到：雾霾的形成肇始于粗放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正是缘于总有一部分人觉得自身能够置身事外，正如一篇媒体评论中所揭示的：个体的理性最终“成就”了全体的非理性。而治霾资源的不当分配反衬出的治理和应对思维，未尝不是那种短视“理性”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