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级干部配置官邸，其配偶及子女可以在高级干部任职期间一起居住；一旦该高级干部离开岗位，该高级干部和配偶子女均应及时腾退，由下一任高级干部居住。”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对“官邸制”作出如是解释。（详见本报今日A5版）

    “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官邸制在我国古代其实早就实行。比如县官上任，常常是千里迢迢赶着马车、带着家眷奔赴县衙，这里既是他的办公场所，也是他的住处。任期届满，就要交给下任，不许带走任何公家的财物。在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官邸制也作为一种惯例在延续，比如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 、法国的爱丽舍宫、韩国的青瓦台，都是耳熟能详的官邸。

    官邸制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必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官员任职期间的住所由公家提供，是一种眼见的福利，但这样的福利摆在明处，又合乎情理 ，民众多半不会说三道四。而且，配偶及子女可与官员一起居住官邸，既很人性化，又有利于监督官员赌博嫖娼、“包二奶”等腐化堕落的违法违纪行为，可谓一箭双雕。

    与当前地方政府为官员提供的住房相比，官邸的概念十分清晰，它是在任职期满必须交还的，明明白白属于公家财产。而地方政府为官员提供的住房，则长期来被搅浑，演化成一种暧昧。官被调走了，其所占住房往往不愿退出，有的以极低价“买入”成为私产，转手在市场上卖出。对于地方来说，官员的频繁调动、升迁就成为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手握实权的官员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要从公家那里“刮油”弄走一套住房，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腐败现象，人们司空见惯又往往无从下手，原因就在于它似乎是“擦边球”，有借口可找。实行官邸制，则能有效堵住这一腐败借口，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以中国现状而言，官邸制要顺利推行，恐有多重挂碍。别的且不说，光是庞大的官员队伍，如何合理配备官邸，就令人颇费脑筋。诚如一些网友所言，古代一个县只有一个县令，现今美国一个市长也只配一名副市长，而我们现在一个县的正处级干部就有几十个，副科级以上干部有上千名。如果是个官员就要建官邸，到哪儿去弄那么多土地？财政如何负担得起？

    因此，只有高级干部才能配置官邸。根据“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负责人汪玉凯教授上报中央的建议方案，免费入住官邸的包括四类人：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省、市、县（含县级市）三级的书记、省长市长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 以及异地交流的领导岗位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公安厅局长等。按这方案，如果县委书记升任副市长或市委副书记，反而没了官邸，其心理如何平衡？会不会出现一些地方为副省长、副市长等副职变相提供更豪华住宅的情况？另外，官邸制虽能规避领导干部将官邸视为个人资产，却不能防其滥用权力从其他途径、领域牟取多套私房，这一明摆着的“短板”，该如何弥补？

    显然，还须出台一系列配套机制，以保证官邸制不变形不走样，发挥真正的示范作用。其一是要坚决打破特权，避免大兴土木将官邸建得过于豪华而引来层层攀比。其二是对于住官邸的官员，应出台一些纪律规范，比如非出差日只许住官邸不许住别处，以利于工作联系；在有官邸的地方不许再购私房，以防瓜田李下。其三，最紧要的是应尽快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全方位堵塞“以权谋房”的制度漏洞。如此，官邸制才能真正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