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年终总结让很多人头疼不已。但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年终总结是必要的历史记录。现在的历史笔法和叙事视角已经多元，不复有本纪、世家、列传等严肃格式，所以不同的价值取向就总出了不同的结。

    刚加盟《新周刊》不久的蒋方舟同学也笔锋咄咄地捧出一份总结，并冠以“纪事中国2013”的宏大主题。但是定睛细读，其文不过浮光掠影地从网上攫取几截灰色的社会片段，随意缝补一下，就大言炎炎地指点起江山来。

    当下扮演公知似乎很容易，因为一些人没有自己的思维，很容易顺着别人乱挥的手指看世界，所以某些公知粉气人气皆旺，灼灼乎光耀东方。大多数国人但卑未敢忘忧国，即使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用语疾烈，也是意在激荡公众对问题加以关注。对于多数公知，人们还是尊敬的。但也有个别公知隐匿着不光明的私人目的，言所不用其极，行所不惮其忌，戏耍公众信任于掌上，骂而名，名则商。他们基本为骂而骂，罔顾历史，无视现实，拿一些舶来词汇甚至是残缺的思想字根就舞而蹈之，踏着此岸公众的信任，达到自己名利双收的彼岸。

    纵观历史，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个发展阶段都会存在问题，所有社会形态无不善恶相彰，如果仅秉持“扒粪信念”，则入眼皆为黑恶。个人三观取向不同，解析问题的方法论存异，结论也自然大相径庭。同是转基因食品，崔永元亲自调查取证，方舟子则言之凿凿可以放心食用。一些舆论领袖即使没有个人目的，也失于社会学、历史学根底的肤浅。乱世流离的抗战时期，钱穆在大西南的破庙里并没有愤世嫉俗地大放訾议，而是写出了蔚为国魂的《国史大纲》。社会动荡并没有影响他对本民族的热诚，这是学者精神与浅薄非议的本质区别。

    不管骂与不骂，问题就在那里，不多不少。关键你是骂并旁观着还是亲自解题。小蒋只是看到了一点支离的世相，就挥舞着“城市生活失败”、“恶棍列传”的标签乱贴，恰恰暴露其看人辨世的浅薄。可以冠之以“纪事（如果内涵不够，知识素养不足，观点未臻客观公正，最好别碰这个词）”，但不必打着“中国”的旗号。你个人视野中的纪事不等于整个社会的2013.

    2013和其它年份并无不同，有杀人放火，有贪污腐败，有天灾有人祸。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这不是什么弥天大祸。相信大家不会把石油管道爆炸、个别人的暴行这种个案作为“城市生活失败”的理由，更不会自己躲在一边指手画脚而把雾霾的账算在别人头上。大言不惭地指责政府、指责政策、指责企业是很轻松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如梭罗那样实行简约的自然主义，肯定不会有雾霾如许。请问有谁主动与现代工业文明绝缘了？

    只盯住问题，甚至利用个案做以偏概全的论断，这不是好调子，既不启迪民智，又不利国利民。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2013，变化在悄然发生，有目共睹。回望2013，对一些变化稍作列数，即可知某些人对事实的选择性遗漏。

    最值得书写的纪事，当属十八届三中全会。无需把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做比对，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作用自然不同。无需从中作各种解读，这不过是一个国家执政理念的转变过程之一，会议不过是实施变革的一个节点而已，无需为其做宏大主题定义。明显的事实就是：无论会前还是会后，变化渐进且人所共知。

    建国后即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壁垒正在消散；对党政官员不再以GDP作为考核的唯一指标，民生纳入考核范畴；将会从根本上反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自贸区成立了；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200多项，且还在继续中……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陆续出台，中国的官场气象为之大变。老虎不断被揪出，众多苍蝇纷纷落网；高档餐饮、奢侈品、白酒行业应声而落。上层建筑云者，意指从上而下的社会变革相对容易且效果明显，其社会成本低于从下而上的变革。从中央到地方的改革，将由表及里触及不合理的运行机制，宏观面上影响的是社会运行机理，微观角度则是改变每个人的生存状态。这才是2013最大的纪事，这也是中国梦的现实入口。何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的怪论？

    治大国若烹小鲜，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涤荡沉疴的社会变革，我们应少些跃进思维和急功近利心态，少些指责心态和道德洁癖，只要对病灶开始动手术，社会发展就不会偏离正道。每个公民对过程中的问题都有发言权，改革需要建言献策，需要批评监督，以确保社会公平与正义不被损坏，但我们不需要故意偏颇的恶意指摘。顾炎武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并非虚妄诳语，这本是民族主义者需要秉持的信念。我们不否认指责的药石之用，但我们更需要辨证施治，没有治病良策之前，任何指责都是偏激的添乱。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既不左拐，也不右转。庶几，方为民生大幸。

    中国的2013有多种历史记录方式，我们尽量寻找最接近真相的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