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亮点是明确提出“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而不是以前所说的“完善”、“健全”或是“强化”。这说明，中央在未来的反腐败工作中，将高度重视纪律检查体制自身的监督作用

    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以下简称《工作规划》）近日正式公布。中央要求加强统一领导，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把落实《工作规划》列入各级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担负起全面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这是我国的第二个反腐五年规划，体现了工作的连续性。

    在新的形势下，腐败也有了新的特征，反腐败规划同样也要与时俱进，采取新的应对措施。我们看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乃至违法犯罪，对执政基础和社会肌体构成严重破坏，民众深恶痛绝。而对腐败现象必须采用“零容忍”立场和更为严厉的惩治措施，也已成为社会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提出从严治党、从严治官、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要求，并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次通过的反腐《工作规划》，也提出了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等一系列新的要求。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应当看到，“四个监督”和“三个机制”以前就有，此次亮点是明确提出“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而不是以前所说的“完善”、“健全”或是“强化”。这说明，中央在未来的反腐败工作中，将高度重视纪律检查体制自身的监督作用。我们也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节奏明显加快，已经查处了多名省部级领导干部。所有这些，都反映和彰显了我们反腐倡廉的工作决心和效率，确实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拥护和称道。

    从现实情况看，官员腐败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近些年立案查处的官员职务违纪、违法案件数量呈逐年递增的态势。这一方面说明了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我们实际查案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仍然处在急速的社会转型期，官员职务违纪、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也在不断扩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多次发现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部门的某一些特定岗位上，上下级多名领导干部共同下水的群蛀、窝案现象，反映出相关职权设置的结构性缺陷和反腐败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需要反复抓、抓反复。另外，官商勾结问题同样十分突出，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形成交织，进一步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正因为如此，中央这次明确提出要“用五年时间，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为了有效遏制腐败现象，以往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数量繁多的规范性文件，相应的法律法规近年来也得到了补充完善。党的十八大之后，民众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寄予更多的期待，希望新的反腐败规划依然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制度建设上，而制度建设应增强针对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到腐败现象产生的两个重要原因：机会多、代价小。

    所谓机会多，就是目前依然存在某些党政机关职责不明、边界不清以及领导干部权力过大，向社会的渗透力过强的问题。许多按分工应当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政府也大包大揽，样样都管，管得太多，管得太细，从而提供了许多交易机会。因此，控制权力滥用制度设计的第一步，就是要细致划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不能让其过多侵入社会经济和公民生活领域，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能暗箱操作，必须增加透明度、公开性，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而所谓代价小，就是权力腐败的发现率过低，出事偶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这一方面，不断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及其配偶子女从业回避等制度，并进一步加强具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内部制衡体系，防止“一把手”一个人拍板定调说了算，以及完善违规查究制度，同样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从司法角度看，目前官员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的侦查取证仍然非常困难，比如大量表现为“一对一”的言辞证据形式，在司法指控和实际裁判时，经常遇到证据不足、认定事实困难等情况。亟待建立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及其权钱交易故意、共同行为等的推定认定制度，从而进一步增强对规避腐败行为追责的法律支持力度，通过严格的独立司法程序，将反腐败的刑事制裁威慑力，真正全面有效地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