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发挥更大效用，无疑需要勇敢地跨越到“社会公示”这一“权力对权利”的阶段。

    隐瞒不报，不得提拔任用；虚假报告，更可能被免职。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严厉的规定，应该能让很多领导干部在填写报告表时，能更有“落笔千钧重”之感。

    一方面，反腐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雷厉风行，一年多来为国人带来颇多震撼。惜乎在“打老虎”的过程中，很多细节未能进一步披露，无法考察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杨达才等案件看，掌握官员个人事项无疑是重要环节。若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这一制度必将能进一步发挥其反腐利器的效用。

    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在政务公开方面也多有进步。新华社首次发布领导人特稿，披露中央领导工作与生活的各种情况；从北京摔童案、大兴灭门案到薄熙来案，以各种形式直播庭审几成常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的报告，肯定会更加受到重视。此次中央组织部严格重申报告纪律，也可谓大势所趋。

    无论是反腐所需，还是公开所向，官员申报个人事项，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监督权力。如果以一句话来解读本届中央领导执政思路的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或能得到最多票。而掌握官员的个人事项，可以说是构筑这个笼子时最基本的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解决“牛栏关猫”等进一步的问题。

    权力需要监督，而监督，需要权力和权利的共同发力。一方面，权力的内部监督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纠错”，但不可能依靠绝对的自查自纠，也需依赖分权制衡；而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反腐实践，正说明“用权利看住权力”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权利合体，无疑才能更好地打造制度之笼。

    而在监督时，官员个人事项的公开，正是权利和权力的结合点之一。这是官员向组织交出部分权力，如考核权、监督权；更是官员向社会赋予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当前，这一制度，还处于“内部报告”阶段，这是“权力对权力”；要让制度发挥更大效用，无疑需要勇敢地跨越到“社会公示”这一“权力对权利”的阶段。

    岁末年初，各项改革措施全面铺开，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改革，理应勇敢破题、大力推进。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干部报告乃至公开个人事项，正需要以更大决心、更强力道、更多智慧，向着深水区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