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1月1日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对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进行裁前网上公示、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并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远程视频庭审等形式，推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首批已对190名提请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进行了公示。

    近年来，一些减刑假释案件在社会上备受质疑，“提钱（前）出狱”、“以钱买刑”、“都是坐监但官民有别”等指责时有所闻，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也由此不断流失。

    舆论对刑罚执行中的腐败现象从不缺关注，司法机关也不乏反思。检讨腐败成因，无外乎体制之弊、财政之困、素质之低、监督之弱与制约之失。遏制刑罚执行腐败也没有别的捷径，只在“华山一条道”，那就是：推动司法公开，强化执行监督。

    当然，减刑假释案件多采用书面审理，也有其现实基础。如进监手续繁杂，押解罪犯出监开庭风险较大，审判力量严重不足等。据介绍，广州中院每年受理的减刑、假释案件约为6000多件，但实际办案人员只有9名。案多人少的状况短期内看还无法克服。

    但这并不是可以坐视刑罚执行腐败频繁发生的理由。司法机关更应关注的是，在现实条件下能够推动的改革，有没有尽可能地推动到位。早在2004年，最高法院就已明确发文积极推行减刑、假释案件的开庭审理。2012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则明确了“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具体到广州中院，2011年以来，已对涉及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的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开庭审理。据称目前每年开庭的减刑、假释案件已占所有案件的20%以上。这无疑是个正确的方向，对于各级法院来说，当务之急还在于，如何将减刑、假释案件的开庭比例继续提升。广州中院践行的远程视频开庭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押解安全的问题，吸纳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资源的不足。这些有益的经验理当认真总结并推广。

    如果说开庭审理还面临着种种现实的约束，只能有序推进、逐步提高的话，审理结果的全部公开则没有任何借口。裁判文书公开是现代司法文明的底线要求，司法透明度已成为人们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尺。正如广州中院副院长王海波所言，“只有将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过程及裁判结果全部公之于众，最大程度做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活动的公开，才能避免和减少社会中的质疑言论，取得社会的理解和认同，真正做到取信于民。”是的，只有腐败才惧怕阳光，公正审理理当经得起民众的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