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善时，政府该进则进；待社会力量发育成熟时，宜退则退。“进退有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处理好“惯性行为”与择机“主动退出”的关系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当头炮”，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改革力度史无前例。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显然，深化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实现有效政府治理的前提条件。

    方此之时，政府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总体上已不言而喻。但如何运用精确化思维方式，明确政府权力的纵向划分和横向界定，划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活动边界，是需要各地政府仔细思量谋划的。

    毋庸赘言，现代的政府首先是“有限政府”，同时也是“有为政府”。所谓“先进后退”，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善时，政府该进则进；待社会力量发育成熟时，宜退则退。“进退有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尤其要处理好“惯性行为”与择机“主动退出”的关系，经济行为也要由直接介入经济事务，转向提供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而增强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

    从“全面挺进”到“有进有退”，从“无处不在”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的核心就是打破“全能行政”观念。尽管很多方面仍然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但透明机制、绩效管理、民众导向等都已成为显著趋势，可以配合政府更好治理。浙江杭州曾推出湖滨晴雨工作室、杭网议事厅等社会管理创新举措，探索“以民主促民生”、“以民主促发展”的有机结合，积极推动公民有序参与政府决策，在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对于化解矛盾、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起到了很好作用，也让社会自发性力量在政府“有所不为”的地方大放异彩。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畅通参与渠道，机制调整不可或缺；转变政府职能，更应以“机制调整”促进“体制变革”。当前，很多人一提到社会问题就习惯性地归咎于“体制”，其实很多问题不是因为宏观的“体制”，而是源于具体的“机制”。体制改革和机制调整有关联有不同，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易轻为；机制调整则相对可以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即使是微小调整、点滴改良，往往也能起到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作用。

    比如说，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属于主动机制创新，可以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前一段时间许多地方普遍反映的“办证难”现象，则属于问题倒逼机制创新，需要在回应群众诉求中革除积弊、完善制度。以“机制调整”促进“体制变革”，就能通过日拱一卒的点滴进步，实现民主政治与政府治理能力的相互促进，为行政体制改革争取制度上的空间和机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中国再次站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瞻望未来，转变政府职能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保证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一个“有为”的政府，才能履行好政府职责，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作者为南开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