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开启之时，我们面临的“转变”，与前几轮的重点不同，不再是“唯一标准”的理论讨论，也不再是“姓社姓资”的全民争论，而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对这种观念转变和方式转变，我们许多干部恰恰缺乏足够的准备，有着诸多的不适应。现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已经开始，“转”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等不得”，必须加快转观念，加快改变不合时宜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说，新一轮深化改革的难度，在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于是有些同志便以为，这一轮改革不再需要突出解放思想，不再需要强调转变观念，只要“动奶酪”就足以“啃硬骨头、涉险滩”了。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解放思想无止境，转变观念仍然是新一轮改革的先导，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现在的转变观念更为重要、更为突出、更为紧迫。这是因为，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开启之时，我们面临的“转变”，与前几轮的重点不同，不再是“唯一标准”的理论讨论，也不再是“姓社姓资”的全民争论，而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说，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都要放给市场，政府的作用则体现在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上。因此，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和市场手段，而不是命令机制、行政方法。对这种观念转变和方式转变，我们许多干部恰恰缺乏足够的准备，有着诸多不适应。现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已经开始，“转”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等不得”，必须加快转观念，加快改变不合时宜的方式和方法。

    转变观念，就是要真正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突破，也是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旗帜。对于这个“决定论”，是否所有的同志都接受了和理解了呢？也有的同志，或感到“突兀”、“没有思想准备”，或疑虑市场经济的“性质问题”、“方向问题”，当然还有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仍然一味地突出后者，进而片面地强调改革的重心是 “解决政府缺位”问题，是“强化管理”和“大有作为”。除此之外，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深处，仍然存在过于强调市场双刃剑的“负面效应”，以及“私营经济原罪论”和对社会组织一概“不放心”等陈旧的、固化的观念。尤其是在上海，有过很不错的“有形之手”，也有着“强政府”的誉称，这些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合理性的行政管理思路，在新的条件和路径面前，很可能成为我们认识的误区，成为我们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包袱，成为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制掣和约束。因此，面对在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上“许多干部缺乏足够准备”的现状，我们必须时不我待地来一场观念的转变，才能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和政府改革的自觉。

    转，既要转观念，转变领导经济工作的思维方式，也要转方式，加快改变传统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我们现在的行政管理，较多的还是命令机制、行政办法，还不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市场手段。这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习惯”，多少年形成的思维方式、管理模式和行为定式，使我们不少部门习惯于用“管制”、“命令”、“禁律”这样的方式来“行权”，习惯了，改也难，“放”更难，老路子走熟的，一下子转不过来；二是“感觉”，有些同志热衷于代市场“拍板”，陶醉于对企业说“不行”，这种“权力感”，其实很有一点官僚主义、“衙门作派”的“自我”呢！上海的管理水平是较高的，但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精密，也会带来管得过宽、管得过死的另一面，以至于我们现在最大的瓶颈在于缺少活力；上海的干部是很有责任心的，但是当久了“婆婆”甚至当惯了“保姆”，也会带来越俎代庖甚至“包办婚姻”的毛病；我们有些部门、有些同志，挥动“有形之手”长袖善舞，到了要突出“无形之手”的决定性作用了，就捉襟见肘，怎么也不习惯，怎么也不舒服，怎么也不放心、不放手。因此，加快改变不合时宜的工作方式、管理方法和行政习惯，同样也是一个“等不得”——不改，就会如刻舟求剑那样，跟不上潮流，被变化了的形势所淘汰。

    转观念，转方式，和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实是密切相联的。我们所说的打破利益固化，主要并不是动老百姓的“奶酪”，而是说深化改革会触动改革参与者自身的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放权”，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包括审批权力在内的行政权力改革，就会触动我们自身的利益，不但会瓦解权力寻租的土壤，而且会碰一些部门的“一亩三分地”和一些官员的“手中权、囊中利”。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种“给自己动手术”的改革，是打“小算盘”，存“小九九”，以至拖延不改，还是出于“天下为公”，为计“天下利”，而不惜主动“割腕”、承受改革的“阵痛”，摆脱对于一己得失、进退、荣辱的过多计较和留恋，轻装上阵成为新一轮深化改革的领头羊、排头兵和促进派，这可是一个最大的观念问题，最重要的“解放思想”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