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读者交流会上，这位新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部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特别反感一些人把县级以上的干部称作‘父母官’。我走了世界183个国家，深刻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2月11日《中国经济周刊》）

    长期以来百姓习惯称干部为“父母官”，由于带着浓厚的封建家长制色彩，“父母官”典型的“爹”心态，就是“替民做主”，这显然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潮流不合，理应遭到抛弃。但若干部换一种心态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最无私的，一心为着孩子，其实也是百姓之福，称为“父母官”似乎也未尝不可。关键是，官员和百姓理解的“父母官”的内涵，差异大，交集少。

    在现代社会契约论的影响下，认为是百姓让渡权利才有政府，干部所吃公饷来源于百姓的纳税，故而干部又变成了公仆，百姓又变成了“衣食父母”。从尊敬、爱护百姓的角度，称百姓为“衣食父母”自然没有错。然而，作为“孩子”的干部，头脑中依然有一个“爹”心态在作怪，不是孝敬、报恩，而是“啃爹”。而百姓，当了“衣食父母”，也自然成了冤大头。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丰富的，理解角度不同，意思就会大不一样。因此，离开了权利保障的基础，离开了双方理念的共识，无论是反感将干部称为“父母官”，还是将百姓称为“衣食父母”，都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只是一种文字形式而已。在现代社会，共识的建立，需要彼此的默契，更需要制度的保障。无论是“父母官”，还是“衣食父母”，其实都与现代化理念不相适宜，都应该被抛弃。

    干部和群众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都在各自领域创造价值，产生效益，相互满足需要，在法律和社会关系上是平等的，“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谁也不是谁的父母。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就在于相互满足的程度，在于价值相符的程度，最终通过“参政议政”和“选举”的妥协来解决。如果非要套一个形象的说法，不如用“顾客就是上帝”，干部和群众都是彼此的顾客，彼此都应该以对待上帝的心态对待对方。

    在官员和百姓的关系上，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极端理解，导致了他们在社会关系上的换位思考困难。因此，我们更应该考量，该如何通过法律制度的设立与运行，让群众摆脱低干部一等的心态，让干部去掉高人一等的心态，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以“物美价廉”去满足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