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目前仍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公布目录清单。清单以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更不得违规新设审批事项。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2月24日新华网）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理念源于西方法学理论，也被认为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这种法治规则，与我们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是一种理念，都是说依法行事，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组织，都要在法律红线内活动；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管理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是违法；公民和组织的活动不能触碰法律禁止的范围，一个“授权”，一个“无禁止”，清晰地划出了法律红线，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组织，都平等地各自在规则内活动，便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说，很大程度停留在理论意义上。政府以各种“正确目的”自设权力、自我授权的情况，一直是见怪不怪的。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这句话，此前官方好像并没有公开讲过。不难理解，政府一旦公开认同这种“可为”与“不可为”，无异于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的权力关进了笼子。并且，很多属于“依法行政”，特别是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很多是通过“红头文件”确立合法性的，一纸文件被视为刚性法律，甚至还可以超越国家法律法规，公众一点都不觉得不正常。并且出现过民告官过程中，原告人持法律条款诉讼，政府部门持“红头文件”辩解的情况。

    国家总理明确表示，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绝不是对常识问题的简单复述或引证，而是一种姿态和决心。中央政府一言既出，“可为”与“不可为”的原则就将成为公民和组织用以维护权益和规则的一个利器。而更大的意义，还是对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提醒和约束，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要依照“清单”行事，清单上没有的政府部门管了，那就是触碰了“法无授权”的红线。过去习惯了以“政治正确”或其他认为合理的依据，管这管那，比如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政府可以说“维稳需要”而自授权力干预；而今后，企业或公民祭出中央政府表过态的“可为”与“不可为”相理论，就可以约束随意行政或乱伸手。

    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体现的是践行法治政府的诚意和决心，未来法治规则社会会更加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