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的小张去超市买学习用品，刚好赶上超市搞抽奖活动，幸运的小张抽中了一部苹果手机。兑奖的时候，超市经理认为小张不满18周岁，中奖行为无效，遂不予兑奖。经媒人说合，小李与邻村姑娘小王相亲成功，按照当地风俗，小李家给小王家10001元钱作为订婚彩礼，寓意“万里挑一”。过了一段时间，小王从旁打听到小李游手好闲，沉迷赌博，遂欲悔婚。小李将小王告到法庭，要求小王退还10001元的彩礼。小吕晚饭后在小区里散步，被一条突然蹿出的大型犬咬伤。小吕后因伤口发炎肿痛，到医院住院治疗。康复后小吕将狗主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被狗咬伤而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各种费用……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

　　刚刚结束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是对上述这些“鸡毛蒜皮”纠纷的处理规定了原则或规则——10岁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农村婚俗中的彩礼，是不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予”？当女方“悔婚”时男方是否可以要求女方退还彩礼？饲养人或管理人对自己的宠物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像这些户婚、田土、钱债等在传统法律中被称为“细事”的事项，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入了国家的大“典”，难怪引发大家热议。

　　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与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古已有之。晚清时期，在按照西方立法体例编纂《大清民律草案》时，修订法律大臣之一的俞廉三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夷考吾国民法，虽古无专书，然其概要，备详周礼地官司市，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此外，周礼中还有“担保物权”“婚姻契约”“登记之权舆”等的萌芽或雏形，自汉以后，相关的内容则进入历朝“律”中的“户”或“户婚”部分，这些皆为“中国固有民法之明证”。

　　民国时期学者谢振民等在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时，更是将民事法则的产生，推衍至传说时代，“民法为规范人民日常生活之轨则，区判权利义务之准绳。吾国古代，虽无民法专书，而关于民事法则之见于载籍者，不胜枚举，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于是有夫妇之伦，而家族制度由此以奠其始基。神农之世，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为商事之萌芽。黄帝统一区宇，划野分疆，立步制亩，创井田之鸿规，社会经济组织，由斯以立。唐虞夏商，文化日进，法制章明，于人事则期于化民成俗，于经济则务在利用厚生。周远绍尧舜，近鉴二代，法度灿然具备，举凡关于婚姻、田土、钱债、宗祧诸制，均详载于《周礼》。”自汉迄清，则均有“户律”“户婚律”等，将这些“细事”“摭取入律”，这些也均为“吾国固有之民法”。

　　尽管俞廉三、谢振民等举出了我国自古即有民法的例证，不过，人们大抵也承认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规定“人民与人民之关系”的民法，在晚清的民政部奏请定订民律的奏折中写道，“各国民法编制各殊，而要旨宏纲，大略相似。举其荦荦大者，如物权法，定财产之主权；债权法，坚交际之信义；亲族法，明伦理之关系；相续法，杜继承之纷争，靡不缕析条分，著为定律。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因此才有制定专门的民律之必要。

　　只是民律的制定并非易事，因为民律“乃权利义务区判之准绳，凡居恒交际往还，无日不受其范围。探厥旨要，尤在存诚去伪，阜物通财，促使国民日臻上治，功用之宏既较刑事等律为綦切，撰述之法实较刑事等律为更难。况我国幅员寥廓，迈越前朝，南朔东西自为风气，若不注重斠一，诚恐将来颁布，难获推暨之功。”只是我国“民律”可谓命途多舛，在清末时虽已草案既成，却因后续的清廷覆亡及北洋政局的动荡，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集二十年定订、纂修之功，完成了民法的颁行。

　　新中国成立后，民法的制定也是历经波折，我们虽在建国初期即已有《婚姻法》的颁行，但民法其他分支的制定却踯躅难行。直到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步入正轨，才有《民法通则》《继承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等的相继问世，也最终才有今年系统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出台。

　　《民法典》的颁布之所以值得人们弹冠相庆，是因为民法虽然规范的都是如前文所述的琐碎事情，然而正是这些“细事”，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心情和生活质量，有的甚至会成为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因此，“细事”入“典”本身，不仅意味着“细事”的不可小觑，也预示着细事在国家治理中的分量。

　　只是法典刚刚颁布，在一片欢腾中，法律人应该保持足够的理性与清醒。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典的编纂是否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其体例的编排是否自洽，法典在实施中能否发挥定分止争的效能，其内容是否真正回应了民众的关切，是否体现了法律所应有的公平和正义，则还需未来时日的检验，而这绝非法学者的自娱与自喻，就能顺势成为“里程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