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是全球治理时代各民族国家竞争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场域下衡量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新冠肺炎疫情这场高强度的局部“战争”，展现了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制度优势。

　　疫情暴发之后，在党中央的指挥和部署之下，全国上下迅速由平时的状态转入动员状态，从中央指导组到省部、地市、乡镇街道，各级党员干部都“动”了起来。可以说，这种高效的整体动员能力体现了我们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贯彻治国理政实践的集体智慧。当然，在这种整体动员之下也暴露出一些干部动员的问题，个别人员中出现了防控部署不力、工作失职失责、浮于表面、懈怠应付和不担当、不作为的现象，引发我们对干部动员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干部动员，包括干部激励、干部评价和干部监督。在疫情防控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大局观念很重要，做好平时的干部动员，让整体干部队伍“动”得起来、“动”得其所，更加重要。

　　首先，坚持人民立场是干部动员的价值目标。中国的党员干部队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共价值的制度承载者，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人民是阅卷人”。落实到干部动员的实操上，一方面，以民生福祉综合考量干部工作，根据各地民众的需要，把上级要求的规定动作和主动谋划的自选动作结合起来考核党员干部是否实干、担当和作为，改变 “政绩锦标赛”导向；另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打分的形式，依靠人民群众评价干部治理实效。

　　其次，立足治理效能做好干部激励和评价。孔子早就提倡过，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重实干、重实绩的干部动员是基层治理产生实际效能的条件。把治理效能作为党员干部考核和评价的根本标准，就是注重结果导向，就是在向“你好我好大家好”和监督问责泛化说“不”，在向“过度工作留痕”和“过度工作检查”说“不”，在向日渐精细繁复的考评指标说“不”。

　　干部动员机制创新也需要落实好干部标准。我们要结合国家治理的框架和重点，从当地基层治理实践的重点、难点和特点出发，关注基层治理的评价技术创新，更多强调战略性评价而非策略性评价，更多实施多元化考核而非单一化考核，更多运用综合治理效能而非单纯指标体系，激励和督促干部着力从这些方面担当作为。

　　再次，全面强调干部动员机制的结果运用。当一项干部动员机制的结果能被充分重视和多角度运用时，它才能够真正改善政治生态，并带动基层治理改善。一是政治进步方面的结果运用。浙江某县组织部就通过结合日常监测、专项督查、季度分析等结果，全面考察干部表现情况和班子运行状况，把“成绩单”归入“政绩档案”，并作为干部提任的重要依据。二是物质奖励方面的结果运用。不但将干部考核与绩效工资挂钩，而且拉大差距。当出现考核得分优秀单位的一般干部收入与低分单位“一把手”收入相当甚或更高的情况时，干部动员机制的动员效应也将更加凸显出来。三是荣誉表彰方面的结果运用。以荣誉表彰的形式，既感动和鼓舞优秀者，也督促和激励后进者。

　　此外，干部动员机制创新也有赖于干部群体本身在制度调适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程度。

　　总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们认真考量在发生突发公共经济、卫生事件时应当如何动员干部担当作为，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坚持以往好传统的基础上加强平时的干部动员机制和效能。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