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与新发地市场相关的疫情在北京集中出现，疫情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工作不确定性也让民众出现又一波的恐慌和焦虑。随着北京以坚决果断措施控制住疫情，社会的焦虑情绪也开始慢慢消散。因疫情引发的焦虑虽然是暂时的、偶然的，但就焦虑这个问题而言，需要放置在更为宽阔和深远的视野中思考。

　　这场抗疫既是民族精神的一次考验，也是民众心理的一次检视。抗疫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展现出强大而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同时，广大群众也展现出众志成城共赴时艰的大局意识和纪律意识，这是民族情绪的主色调。毋庸讳言，在这段艰辛的日子里，恐慌和焦虑也曾侵入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的至今没有完全消退。“疫情之下焦虑指数暴增”的说法虽然有些过分渲染，但焦虑因疫情上升为民族情绪的一个构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应该看到，疫情期间社会意识的激烈冲突，焦虑导致的错位和情绪化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哲学层面看，焦虑是一个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特殊范畴。它不是关于生活意义的忧虑，因而不仅没有美感，而且难以忍受。就其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而言，这份莫名的焦虑已经在这个时代存在很久了。焦虑因为可以转化成为资本服务的思想动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系统性地制造和利用，成为一种时代心理痼疾。直接导致焦虑生成的诱因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失业者来说，回望关上的工厂大门之时，内心自然会涌起生存压力赋予的焦虑。相关调查表明，80%的大学生在使用网络社交平台时呈现出焦虑特征。疫情期间，留学受阻、校招受挫、日常生活被打断、疫情反复等都可能诱发焦虑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赋予焦虑另一个生成的逻辑，即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成为焦虑新的源头。全球性问题制造出的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正在以一种全球性存在的姿态呈现出来，没有哪个民族可以逃脱这种心理体验。现代性和全球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中国，在一步步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路途上，也伴有一份复杂的焦虑情绪。

　　简言之，疫情将现代性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交织在一起，给了人们一种更强烈更深刻的焦虑感受。要抗拒和消解这种社会焦虑，如果从哲学层面理解的话，就是要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中提供强大的确定性。

　　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准确把握社会心理的变化，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随时倾听人民群众内心最深处的声音，是我们党的宝贵传统，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根据条件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表述，并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对社会心理重大变化的积极回应，因为“美好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精神概念。

　　除了认识上的高度自觉，我们党还拥有克服社会焦虑生成基础的制度优势。回望抗疫历程，当我们感慨来之不易的重大战略成果时，更应该清楚地懂得，无论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还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外显，都是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特征的赋予。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生于忧患，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忧患意识和反思能力，总是能敏锐地将群众的呼声理解为一种政治压力，并转化为积极的行动。比如，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教育部今年计划招聘40多万大学毕业生进入教师队伍，扩充到各地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当然，就克服社会焦虑这个疫情“加试题”而言，心理疏导、强化低保和扩大就业岗位等技术层面的努力，也必然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联系起来。

　　抗疫已经引发了诸多关于社会制度比较的讨论。与资本主义比较，社会主义更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关照。这个精神层面的优势给人们以希望和归属感，编织起人们的想象之梦，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超越性和确定性的力量。抗疫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推动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文明类型更加完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彰显。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