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改革步伐、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政策环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激发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把强化基础前沿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技术研究作为重大基础工程来抓，增强预见性和前瞻性，提高原始创新水平。要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特别是要加强创新驱动的组织整合。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科技计划、投入、管理分散，创新资源有些碎片化。关于创新体系怎么建，要认真考虑。项目出去了，钱也批出去了，到底怎么样？要评估分析。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事倍功半，成效就会打折扣。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着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科技创新要取得突破，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撑，更需要制度等“软件”保障。近年来，我国科技“硬件”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而“软件”环境改善则相对滞后。要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研发投入。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完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开展各类创新活动。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多学科专业交叉群集、多领域技术融合集成的特征日益凸显，靠单打独斗很难有大的作为，必须紧紧依靠团队力量集智攻关。要加强自主创新团队建设，搞好科研力量和资源整合，健全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的协同创新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

　　——《深入贯彻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加快建设具有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2013年11月5日）

　　政府要集中力量抓好少数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项目。政府要做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等工作。要强化激励，用好人才，使发明者、创新者能够合理分享创新收益。要加快建立主要由市场评价技术创新成果的机制，打破阻碍技术成果转化的瓶颈，使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

　　要积极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支持企业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跨区域共建一批产学研创新实体，共同打造创新发展战略高地。

　　——《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2014年2月26日）

　　要加大科技惠及民生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同民生紧密结合。要探索建立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解决好“由谁来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的三个基本问题，培育产学研结合、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协同的良好创新格局。

　　——《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23日、24日）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一百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一六七〇年至一六八二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五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一七〇八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十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