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播出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宣布启动“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在观众和网民中引起热烈反响。有人惊叹，祖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过去却知之不多，真是惭愧；也有人对节目的动机和效果表示怀疑，指责节目选择的字词太过生僻，讥之为“语文版奥数”。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成人的书写正确率屡创新低，表面上只是一个书写的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是语言知识储备的不足。这一现象令人汗颜也令人深思。很多典雅精致的文字，都静静地躺在前人的典籍里，如果无人传承下去，将随岁月流逝而消逝。

　　当然，用“汉字听写大会”的标准去要求普通大众，未免过于苛刻；但我认为，对以文学创作为事业的作家提出一定的文字要求，当不为过。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集形象、声音和词义于一体，这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具有其他文字所无法比拟的独特魅力。鲁迅先生将之归纳为三美，即“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古人对文字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多少优美的文学作品，多少脍炙人口的精美诗句，至今读之依然令人怦然心动。“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互不关联的几个名词，不加任何修饰地放在一起，却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产生了动人心弦的效果。这是语言大家的本事，也是汉字的魅力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倡导并实践运用白话文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抛弃文言文的精华。相反，他们积极学习和借鉴文言文的语言艺术，使自己的作品语言呈现出别样的特色和魅力。鲁迅的犀利辛辣、凝重洗练，巴金的简洁生动、流畅奔放，沈从文的清新灵动、典雅唯美，老舍的俗白简练、幽默诙谐，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当代不少优秀作家继承了前辈作家的优良传统，十分注重作品语言的锤炼，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堪称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语言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匠心独运，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音乐美、绘画美、意境美，令人回味无穷。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读故事，同时也是在享受语言的魅力。

　　文学被称为“语言的艺术”，作家自然是“语言的艺术家”，应该成为规范使用语言的榜样，他们的作品应该是人们学习语言的范本。遗憾的是，能够当得起这一称呼的作家并不是很多。毋庸讳言，现在有一些作家，不太重视语言的运用。有的作品语言粗糙，词汇匮乏，读之无味；有的作品语言鄙俗，趣味低下，甚至以脏词入文；有的作品滥用外来语和网络语言，破坏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和规范性。不单文学作品，在其他以语言为基础或与语言相关的艺术样式——如电影、戏剧、歌曲中，也存在语言贫乏和粗俗的现象。以歌词为例。好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前人曾经创作了大量语言精美、意境深远的歌词，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样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精致的小令，文辞清秀隽丽，声辙抑扬顿挫，意境深邃渺远，感情哀而不伤。无论是唱是读，品之如饮甘醴，回味绵长。反观当下的一些歌词，语言直白，一览无余，像白开水一样毫无味道。有的作者甚至把不雅之词写入歌词中，有的电视台也就堂而皇之地播出。这样的作品，怎么能起到以文化人的作用呢？前些时候，看到香港一位老报人撰文，严厉批评某报把网络语言中的脏词用在报道中，是媒体的耻辱，深以为然。

　　有人认为，作家只要把故事写得精彩、写得好看就行了。至于语言，是雕虫小技，不必过于在意。此言差矣！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果连承载文化的语言都掌握不好，何以传承文化？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是和内容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没有语言，何来内容？语言粗糙，内容怎么可能精彩？沈从文对语言文字非常讲究。他曾说过：“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的条件之一。”汪曾祺认为，语言和内容（思想）同等重要。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们强调语言的重要，不是提倡作家在作品中堆砌辞藻，而是希望作家敬畏文字，善待文字，善用文字，创造出规范健康、典雅精致的文学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