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日前正式启动。在对外公布的“评奖纪律”中，有一项规定引人关注：“严禁行贿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茅盾文学奖把“人情请托”写入禁令，绝不是一般意义的“表面说辞”，而是具有针对性，针对的是“人情味颇浓”的不良之风。这股不良之风，其表现手法上虽然隐蔽多于公开，却已成为业内潜规则。

　　就在去年鲁迅文学奖评选前，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接到某诗人的“人情转托”电话，并得知该诗人擅长请客吃饭，遍请“要人”捧场。后来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就“全票通过”了。我们无意打“该诗人够不够格”的笔墨官司，值得关注的是，不论该诗人的诗优秀与否，“全票通过”是否合理，方方的评价是否公允，难道最起码的“避嫌制”不该遵守？赴当事人的宴会，拿当事人的红包，显然“越位”了，得吹哨纠正。

　　有人敢于“跑奖”，是因为所跑之处，有笑脸相迎。假如你一“跑”，全都是金刚怒目相对，你的“好评”转瞬化为“恶评”，你还会自讨没趣么？我们相信“好作品好作家”不屑此道；而精于此道者，绝不会是优秀作家，评委亦如是。真正够格优秀的评委，岂能被丰盛的晚宴和红包搞定？需要通过“禁令”来约束的作家和评委，恕不看好。

　　“自律”绝对是第一位的，但是目前情势下，确实需要“他律”的禁令。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即便是“神圣的文学界”也难以免俗。当前，作家和评委良莠不齐，在筛选机制尚存漏洞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以前甚至出现过有评委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给自己评奖的事情。不单文学界，其他领域亦然。这样的评奖一多，久而久之自然失去公信力。如果不在“制度安排”上杜绝此乱象，而是寄希望于“有觉悟者当面开炮”，恐怕没有多少人具备“开罪熟友”的胆量。只有确立明文规定的“禁令”，才能堵住“人情发作”的缺口，一切反而显得简单明了、清洁干净。

　　在赞赏“严禁人情请托”之类条文写进纪律的同时，笔者还是想进言：真正的法治，都是细致到神经末梢的。什么情况属于“人情请托”，完全可以一一列明。现今很多法规条文都有粗糙的毛病，这就给自由裁量和宽泛解释提供了很大余地，也让执法阻碍重重。所以，要让禁令不成为一纸空文，不妨大胆尝试改革，比如为规避熟人社会，能否逐步实现“评委国际化”？对评委资质的认定，能否有更健全的筛选机制？设立必须遵守的“评委静默期”，在此期间不得参加可能影响评奖的文学活动等。

　　真正公认的优秀评委，其道德文章，应该是一种社会标识。也许假以时日，从最基本的“禁令”做起，一切会澄清起来。（原题：有感于“严禁人情请托”写进“茅奖”评奖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