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融合的历史文化意义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于是提出了儒、释、道融合问题。这取决于儒学这一主流文化是否能与时俱进，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充实自身；还要看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是否能实现中土化、世俗化。唐朝时，长安佛教寺院很多，形成了不少佛学宗派，称之为“中国佛学”。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立的唯识宗（因他们长住长安慈恩寺，又称慈恩宗），其论说来自印度，中土化不足，只流行了40年即告衰落，这与中土化、世俗化比较充分、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禅宗远远不能相比。禅宗认为，“心”是最根本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去做。

　　北宋时期儒、释、道融合趋于成熟，理学成为儒学的新形态。理学中的关中学派开创者张载（1020-1077年）在凤翔府（今陕西省眉县横渠镇）授徒讲学，提出儒者应有文化的担当精神，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我们重温张载的上述名言，仍然感受到强大的精神鼓励。

　　中华民族历来重道崇德，这是优良传统。“道”与“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但也有共性，由此反映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重视历史文化研究，推进文以载道、文以化人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说：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中所凝结的先人智慧，对今天治国理政有不少启示。他指出：发掘和利用工作做好，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

　　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是今陕西韩城人，他撰写的《史记》创立了“本纪”、“列传”、“表”、“书”的史学体例，从五帝之首的黄帝开始叙述中华历史，为后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史记》论述治国理政者要有深厚的道德素养，又有治国理政的才干。还认为，西周时制礼作乐的周公和西汉时的萧何就是这样的政治家。司马迁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他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停留日久，进行考察体验，在《史记》中写了《孔子世家》，将孔子定位于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至圣”，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书》的作者班固，今陕西扶风人，他撰写的《汉书》扩大了史学范围，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中外交往等都属于史学研究的范围。他把《史记·大宛列传》改写成《西域记》，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国家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历史，这对我们今天理解陆上丝绸之路有很大帮助。

　　两千多年前，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个论点并未过时，至今仍然有现实的教化意义。（作者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清明黄帝文化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原题：“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