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原来的“坊市制”已经瓦解，市民获得了自由建筑房屋与商铺的机会。城市商铺出现“甲第星罗，比屋鳞次”的情况。图为南宋院画《西湖繁盛全景图》局部。

　　横向看：与世界比较，我国城市化浪潮发生的时间更早，形成的规模更大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社会已经历过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端于欧洲，以英国为代表，与工业革命发展相伴随，175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为20%，到195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历时约200年；第二次浪潮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的城市化，186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为20%，1950年达到71%；第三次浪潮发生在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南美诸国在1930年的城市化率为20%左右，到2000年也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历程。

　　我国的城市化也经历了三次浪潮。与世界比较，我国城市化浪潮发生的时间更早，形成的规模更大。

　　第一次，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败，诸侯纷纷建立“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小国”， 各自为政，大兴土木，开启了城市化运动的滥觞。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超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15座。搞得最好的是齐国首都临淄，面积达19平方公里，以苏秦对齐宣王的报告看有“七万户”，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即使是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29年）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也才15万人，不到齐国首都的一半。根据学者的计算，整个春秋战国35个诸侯国建有城池600个，也有专家称有800-900个，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化率达到了15.9％。齐国有大小城池81座，以每城万户，每户五人计算，平均每城常住人口5万人，齐国城市化率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次，宋代。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当时，打破了唐代以来城坊制的旧格局，实行街巷制的新体制，并大力发展各类手工业、服务业、娱乐业、广告业，同时取消流传千年的宵禁，大兴夜市，而且，户籍制度也不像唐代那样严格（唐代户籍分为编户和非编户，编户称为良民，非编户称为贱民，贱民不得独立门户，须与良民共一个户口本），流动人口统称“浮客”， 在城市居住一年即可落户，不少城市，浮客已多于主户 .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多个，其中一部分市镇，不论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达程度，都超过一般州县。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同时期的欧洲人简直无法想象这个数字。据罗兹曼的计算，一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只有10万至15万。

　　第三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到2014年的54.8%，赶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特别是1998年以来，城市化发展速度呈井喷状态，年均增长近2个百分点。英国城市化水准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中国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13年的53%只用了20年时间，预计提高到70%也只需要40年时间。

　　纵向看：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有何不同

　　一是背景不同。第一次是在诸侯争霸、各自为政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二次是在太平盛世，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三次是在城乡二元制的溃堤效应下展开的。所谓“溃堤效应”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道户籍制度的高墙把农民进城的路堵住了。80年代后期，随着物质的丰实和户籍管制的松动，农民才被允许自带口粮到城里走一走，随后城门被农民彻底挤破，2亿多人涌进城市，城市化率迅速攀升。

　　二是动力不同。第一波是政治推动。“城”在辞海的解释是“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墨子》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冷兵器时代，谁的城池建得牢，谁的胜数就大；谁的城池建得大，谁的势力范围就大。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城堡）的发展，无疑是诸侯争霸、开展军备竞赛的结果；第二波是市场推动。“市”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是“买卖所之也”，《周易》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渐渐由“城”的防御功能转向“市”的市场功能。宋朝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无疑是生产力迅速提高的结果，是市场充分发育的结果，赵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当时，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宋代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跨越”，不是来自亚平宁半岛上那个叫作“佛罗伦萨”的地方，而是公元十一世纪的宋朝。第三波是城市的拉力和政府的推力共同作用。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在“外面世界”的诱惑下，一个个农民从田头涌向城头。“蓄之愈久，其发必速”，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9亿，比俄罗斯总人口还要多。

　　三是目标不同。第一次是“防御﹢贸易”；在春秋战国之前，建筑城廓是“国之大事”。但是与领主等级关系相适应的城市等级的存在，和周礼严格等级制的限制，封建领主对城邑规模定制大都能恪守不渝。到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为在争霸中发展势力， “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居人”。第二次是“贸易﹢防御”；宋代，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划分的严格界限，将平民的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发展城市不再是为了防御而是发展经济。“澶渊之盟”的签订，也许让宋朝明白一个道理“弱国无外交”、“发展是硬道理”。第三次，一是社会需求，二是“形象工程”的驱使，三是对GDP的崇拜。改革开放，国门一打开，突然看到自己与外国的差距简直天壤之别，于是奋力追赶，千方百计与国际接轨。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造城运动”，一是钱好来，GDP和财政一下就被推高；二是政绩好看，城市就是地方的形象，城建好了，形象就美了。

　　四是效果不同。第一波，“城”化的特点明显，巩固了诸侯政权，但同时也加剧了礼崩乐坏的悲剧；第二波“市”化的特点明显，到了宋代，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的农业，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有全球最牛的造船技术，有最繁荣的海外贸易，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公元1000年，农民工收入，按当时买大米的能力，转换成今天的大米，再按今天的价格折算成现金，相当于3200美元的收入，正好相当于2008年人均GDP.汴州热闹繁华的程度在《清明上河图》中刻画得清清楚楚。“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这在很多人眼里简直就是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小资”生活；第三波，城镇化成为追求GDP的手段，结果GDP上去了，但民生却没能上去；城镇化成为建设“形象工程”的手段，结果形象起来了，但民心却冷落了；城镇化成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结果房价起来了，但需求下去了；城镇化成为大搞“造城运动”的手段，结果新城涌现了，但农村衰落了。

　　一应松动行政级别的束缚。不同类型的城市，其市长虽然都称之为市长，但其行政级别却分三六九等，从正部到处级，级别距离其背后则是权力大小，权力大小背后是调动资源能力的大小。这种制度设计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人为地为小城市设置了天花板，即使条件再好，想冲破这个天花板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一些条件好、区位有优势的小城镇在天花板的挤压下往往畸形生长，要么个头不大，要么功能不全。必须尽早冲破这种行政级别枷锁，让城市去级别化，让不同的城市同在一个穹顶之下，舒坦地生长，茁壮地成长。

　　二应扭转资源错配的格局。我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在县以上城市，而美国33个州的大学多分布于城镇中。中国80%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里。资源的错配形成马太效应，导致城市病在一二线城市愈演愈烈，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长期处于投资不足状态，普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应借鉴国外的经验，按人口密度和集聚程度配置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要让所有的人都有均等获得感，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大家机会均等，公共服务差距不大，只有这样，人口流向也才会均等化，社会才能均衡发展。

　　三应突破制约市场发育的约束。一个良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绿色化”的生态系统，如同一个森林，既有高大乔木，又有低矮灌木和绿遍山野的草地，共生共长，才能生生不息。一个抛弃小商小贩的城市，必然会被时代抛弃。尤其是一个处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城市，要激发大众创业，调动万众创新，必须冲破制约市场发育的枷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负面清单制度，营造一个法治、公平、宽松的市场环境。

　　四应打破城乡二元格局。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国三农作出了巨大贡献：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尤其自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颁行，更将这种贡献制度化。自此，三农贡献便有了制度约束。更重要的是，二元制度很快演绎出二元社会，二元社会又孕育出二元文化，二元文化导致二元格局格式化。从此，城与乡成为两路人，作为城市的老大越来越大，作为乡村的老小越来越小。这种枷锁不破，城乡统筹就难以实现。

　　五应冲破“原住民”的枷锁。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三民”：乡村的农民、城里的市民和流动的“流民”。最需要解决的矛盾在“流民”。如何让“流民”不流，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