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主题。各阶层纷纷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各类现代工业企业在中华大地相继建立。其中，始创于19世纪末，横跨湖北、江西、湖南等省的大型煤炭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及亚洲最早、最大的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对于推动近代湘鄂赣地区经济与社会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近代湘鄂赣地区经济发展

　　汉冶萍公司的创办与发展，为湘鄂赣地区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技术。近代大型煤铁企业，涉及开采设备、矿石烧结设备、炼焦设备、炼铁高炉、炼钢炉、轧钢机、铁路运输和动力设施等一系列装备和技术，对于提升所在区域技术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汉阳铁厂引进了德国西门子—马丁平炉炼钢技术，代表着19世纪末世界钢铁冶炼装备的主流水平；大冶铁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式铁矿企业和技术最先进的炼铁厂；萍乡煤矿在开采、运输、加工、通风、排水等环节中，不同程度地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帮助其发展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煤矿。汉冶萍公司大规模引入西方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在晚清工业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尤为难能可贵。据统计，1912年，“中国已有20749个‘工厂’，这个‘工厂’的概念是模糊的，但当我们注意到只有363家企业使用机器生产，其他所有剩下的20386家企业只是依靠人力和畜力操作”（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与现代煤钢生产技术相伴而来的是国外先进的生产管理制度。来自德国、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的工程师和归国留学生，为汉冶萍公司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管理模式，推动了企业的发展。汉冶萍公司是晚清至民国时期采用股份公司形式的典型企业，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管理团队的建立，体现了企业管理制度化、专业化、契约化的现代化趋向。在生产管理方面，汉冶萍公司构建了一整套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工艺流程，并参与了晚清至民国时期路轨标准的制定。在用人方面，汉冶萍公司通过劳动合同、劳动制度规范劳资关系，初步具有了现代劳动管理制度的雏形。

　　汉冶萍公司的创办与发展，提升了湘鄂赣地区在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在此之前，地处内陆的湘鄂赣等地，只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传统经济，缺乏现代经济成分。统计表明，1894—1911年汉阳铁厂铁、钢产量几乎占到全国钢铁产量的100%，大冶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铁矿开采中心。1922年前，汉冶萍公司供应了全国2/3的铁路钢轨，涉及京汉、粤汉、陇海、津浦、株萍等重要铁路干线。所以，著名经济史学家陈振汉指出，“我们所仅有的一点钢铁工业，并不在沿海，而是在湖北”（《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此外，汉冶萍公司在湖南、江西、湖北等地设立了与炼钢相关的锰矿、白云石等多种重要辅助原料的矿局，带动了当地有色金属工业发展。

　　汉冶萍公司的创办与发展，大大加强了湘鄂赣三省的经济联系。汉冶萍公司规模宏大，打破了产业和地区界限，在多省数地实现资本、资源、产业和人才的整合。在行业上，汉冶萍公司以煤矿、铁矿开采和钢铁冶炼为核心，还有众多的合资、附属厂矿，涉及铁路、航运、贸易等众多行业；在空间上，汉冶萍公司不仅分布于湖北、湖南、江西，一些相关企业和机构还涉及上海、安徽、辽宁、江苏等地区，汉阳和上海为公司的双总部，其管理职能深入到湘鄂赣的许多地区。萍乡煤矿在汉阳、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设立转运局或分销局，其经济触角也深入江西、湖北、湖南等许多地方。为了满足生产、运输、贸易及服务的需要，汉冶萍公司还创办和收购了大量厂矿企业，由于厂矿企业的设立以及铁路、水路运输的组织，带动了沿线一系列城镇的发展，使武汉、萍乡、黄石、株洲等地成为中国中部地区早期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加速近代湘鄂赣地区的社会转型

　　汉冶萍公司对近代汉、冶、萍、株等地的工业布局和生产生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湖北，汉阳铁厂包括“六大厂四小厂”，沿汉江依次排列，高炉烟囱林立，武汉开始成为近代著名的重工业城市。大冶铁矿和诸多配套现代工厂的出现，矿区铁路和码头的建成，使铁山、下陆、石灰窑连成一气，近代新兴的工业城市——黄石，从荒僻冷落的山岭、湖沼、江滨地区发展为近代重要的工业城镇。在江西，萍乡工业化的启动得益于汉阳铁厂的创办，使之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地区最早采用机器生产、运输、洗选、炼焦的煤矿。在萍乡煤矿，为生产和生活服务配套的机械厂、发电厂、化学房、测绘处、建筑处、电报电话房、矿山救护、医院、矿务学堂、员工小学、印刷厂等设施一应俱全，呈现出一派现代化景观。在湖南，1906年1月，株萍铁路贯通，极大地方便了萍乡煤炭的外运，为株洲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汉冶萍公司在株洲设立了转运局，车站和湾圹一带由荒野之地变得日益兴旺发达。萍乡煤矿还在株洲大量采购坑木，由此带动了株洲木业的发达。株萍铁路的修建，也为萍乡至株洲之间的大小城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株洲城市街道的最初形态，也是以株萍、粤汉两条铁路的车站为中心，分为东西两部，向四周延展而成。

　　汉冶萍公司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湘鄂赣地区新的社会关系的生成。汉冶萍公司所联系的社会群体极为广泛，上至中外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无论是群体范围还是人员数量，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董事、股东、经理、工程师、职员、产业工人等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不仅如此，各阶层的身份也显示出多元化特点，如官员、职业经理人与股东身份共存，大部分工人亦农亦工的双重身份等，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日益模糊。这些阶层之间的关系多元而复杂，利益冲突此起彼伏，新的社会生产关系逐渐形成。

　　汉冶萍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催生了区域社会结构的变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少部分士人之外，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基本不离本乡本土。汉冶萍公司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其直接雇用的员工最多时高达四万余人，其中职员不少是国内外毕业的大学生，而工人群体，除来自厂矿附近、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外，还包括来自广东、澳门、江浙等地的技术工人，从业者已打破传统地域限制。不仅如此，汉冶萍公司还直接间接影响着多达百余万人的生产和生活。刘少奇曾说，“在汉阳、大冶、萍乡各厂矿之下直接倚为生活的工人有四万人，联同此四万人之家属，不下十余万人，再依各处厂矿间接生活之商民各业人等亦数十万人，联株萍，粤汉铁路，湘江，长江至上海日本一带之直接或间接有联带的人民，亦不下数十万人；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刘少奇：《救护汉冶萍公司》，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页）。可见，汉冶萍公司不仅仅是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还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公司通过数地产业间的多元整合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变化。

　　孕育了近代湘鄂赣地区的革命火种

　　近代以来，革命和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产业工人众多的汉冶萍公司很早就得到了革命力量的重视。早在1906年，同盟会在湘赣边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之一。在这次起义中，安源煤矿有6000余名工人参加，这也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广泛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十分关注当时全国最大的企业——汉冶萍公司的工人运动，先后派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林育英、项英等人到各厂矿发动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中共安源路矿党支部、中共港窑湖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安源路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等工人组织纷纷建立。1922年12月，汉冶萍总工会在汉阳钢铁厂正式成立。从此，汉冶萍工人由长期分散的个体汇合成统一的、自觉进行斗争的阶级力量。

　　1927年，毛泽东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进行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选择这些地区并非偶然，由于近代工矿企业的发展及其便利的交通条件，这些地区成为当时湖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大量曾参与汉冶萍工人运动的人员成为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的重要骨干。

　　中国共产党在汉冶萍工人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宣传组织工作，1928年，《湖南清乡公报》曾称有效的组织动员，“使安源成为中共的小‘莫斯科’”。在党的领导下，汉冶萍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922年7月，汉阳铁厂工人罢工；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1月，大冶铁矿下陆机修工人大罢工。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汉冶萍工人成为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多汉冶萍工人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9月，秋收起义爆发，大批安源路矿工人和近郊农民参加了起义。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秋暴的事实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数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可以说秋收暴动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江西省工会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后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过程中，都不乏汉冶萍工人的身影。可以说，汉冶萍工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杨洋，系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