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承载着独特的生态、经济和文化功能，被誉为“地球皮肤”。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天然草原3.928亿公顷，约占全球草原面积12%，世界第一。从我国各类土地资源来看，草原资源面积也是最大，占国土面积的40.9%，具有地域分布广、自然景观美、人文景观独特等特点。我国的草原不仅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资源，而且也是广大牧民群众进行生产生活、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基地。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草”被明确纳入生态治理范围。近年来，我国通过退耕还林还草、沙漠综合治理等办法，使草原生态环境总体向好，但由于草原广布于西北地区，生态基础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形成沙化加剧、沙漠石化等危机，从而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深入研究草原生态保护与治理，是关乎我国生态安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维护边疆稳定、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草原生态治理和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广袤的草原是长江、黄河上游的主要生态屏障，直接影响两河的生态安全。由于自然、历史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草原生态保护面临历史欠账多、统筹发展难、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需要着力加以破解。

　　对“草原”的定位不清。仅从字面理解，草原不过是“以禾草为优势植物的生态区”。但在事实上，“草原”的含义更加广延，应指“包含灌木、乔木、苔原和湿地等一系列生态植被类型，以草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群落及其周围环境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由于“草原”的概念模糊，导致人们实施草原保护的范围过窄，没有涵盖全部的草原形态，特别是那些较为少见的草原形态，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草原自身的生态环境脆弱。草原处在森林与沙漠的中间地带，是最易发生荒漠化的生态系统。草原生态有向森林或沙漠转化的双重可能：草原维护得好，则“沙退人进”、绿树成荫；反之则“沙进人退”、沙漠石化。当前，由于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草场用地规划变更等原因，草原生态环境已成为国家生态安全的薄弱环节。

　　草原治理能力不足。由于畜牧密度对草场承载的压力，草原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问题仍然存在。面对生态保护、经济发展、能源基地建设等多重任务，以往的草原保护手段已经难以满足新的发展需求，草原治理能力亟待加强。

　　草原奖补政策的效能不足。由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少、资源要素配置的灵活度不高、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等原因，草原建设的政策红利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协同治理草原的社会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

　　牧区自身的生产能力不强。从生产功能看，18亿亩耕地红线，是保证我国人民温饱问题的底线。而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大，国土总面积占比高，仅仅养活了1.6亿人口，生产效率低下。由于草原牧区大多处在欠发达的地区，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建设资金不足、种养殖技术不先进，牧区生产仍处在“靠天吃饭”的自发状态。特别是高寒地区牲畜饲养“夏饱、秋肥、冬瘦、春亡”的怪圈仍未打破，亟待龙头企业带动和科技创新支撑。

　　推进草原生态治理和保护的基本路径

　　当前的草原保护与建设，存在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单一性治理等问题，急需从系统工程和全局出发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特别应该在产业发展、科技支撑、制度创新、生态文化等方面着力，实现人与草原的和谐共生。

　　大力发展草原生态产业。草原大多地处贫困地区，如果没有正确的产业政策配套，只是单纯地强调草原保护，而不重视草原产业的发展，就意味着对当地牧民生计的剥夺。发展草原生态产业，就是解决草原环境保护与草原产业发展矛盾的根本性举措。一是要转变发展思路。紧紧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精髓，牢固树立种草护草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牧民生活的长远大计，坚持草原保护与开发并举，发掘草原的生态价值。二是分类施策。要根据资源禀赋、生态情况、发展目标等划分主体功能区，坚持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并举，不搞“一刀切”。三是需要产业带动。坚持以开发促治理，使生态治理与产业化开发相结合。通过建设草原公园、牧业规模化经营等办法，挖掘草原的产业价值，打造绿色产业。四是用活用好政策。深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逐步实施季节性和区域性放牧。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实施工程项目、开展督导督查等办法，加大草原修复力度。

　　完善和推动草原科技创新。草原的建设与保护，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科技进步和广泛运用为草原的建设与保护插上了高质量发展的翅膀，因此要实现草原生态治理与科技创新的相互结合。一是加强精细化治理。我国草原地域广阔、形态多样、资源禀赋不同，因此，对草原治理的精细化、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尽快建立全国草原在面积、类型、质量、利用状况、畜群结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草原治理和产业发展的能力。比如，黄河流域推行的“种养结合”草原农业模式，建成了农牧业大数据库、草原数字化一体监控平台、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和追溯系统，实现了产品来源可追溯、产品去向可查询，使大数据成为食品安全的“哨兵”，实现了“舌尖上的安全”和草原地域品牌建设的双赢。二是构建草原生态保护的技术体系。在围栏封育、禁牧休牧、草地飞播、舍饲养殖、育种良种等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利用遥感等信息技术监测草原资源及自然灾害，利用云计算技术对草原物种进行保护和救助，构建草原生态快速修复和改善的技术网络系统。三是要加快草原生态建设的成果转化。鼓励草原科研机构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开展科研机构和企业经营的技术合作，确保科研机构的成果最大限度地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用制度创新来保障草原生态治理。草原建设的成果巩固和持续发展，需要制度创新来保障。一是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制度创新。将制度创新作为提高畜牧业生产综合效益和促进农牧业发展的内驱动力。既要尽快完成草原确权，为牧区剩余人口转移和草场的流转铺设条件；又要创新和完善草原土地流转制度机制，通过建立与畜牧业生产投资大、回报慢的生产规律相适应的制度模式，实现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减轻草原压力。科学统筹各类草原空间规划与开发强度，使人口和资源相协调，促进草原的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完善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以草定畜的制度设计；加大政策补贴力度，推进种养结合，确保牧民减牧不减收。三是加大依法治草力度。依法确保草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依法严厉打击乱垦滥挖等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加大草原违法案件的查处曝光力度。四是优化奖补政策的运行机制。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明确草原保护的主体责任，鼓励社会资本投入草原生态建设，强化合作经营和共同利益机制，调动全社会参与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积极性。

　　推进草原生态文化建设。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弘扬草原文化的独特价值。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经过历史积淀，草原文化已成为敬畏自然、尊重草原、维护草原生态良性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必须在草原生态治理中大力弘扬。二是尊重当地牧民文化习俗。牧民的文化习俗是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养成的，对牧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和导向作用，应在充分尊重其文化习俗的前提下，对牧民生产生活的现代化进行有效引导，才能达到更好的政策实施效果。三是创新生态文化的实现形式。以草原生态文化为主题，把草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统筹结合，多角度开展草原知识科普、草原文化体验、草原生命教育等社会人文活动，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和谐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