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以及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后被学术界名之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问”。它一经提出，就一直困扰着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许多学者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近日，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共同主办，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承办的“宋代科技与李约瑟之谜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河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温州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的师生1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来自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徐光台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研究员、河北大学钱时惕教授、温州大学王兴文教授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参会者分别围绕“宋辽金科技史”“明清及近代科技史”“李约瑟之谜及其他科技史”三个领域展开热烈研讨。

　　与会学者梳理了以往学界分别从哲学、历史学、科技史学等不同学科提出的种种主张和观点，如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的封建官僚制度、传统儒教文化不利于科技革命发生，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技发明模式不利于现代科技产生、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等等。徐光台教授尝试以比较科学史的角度对此问题作出解释。从中西两种自然哲学的不同发展、在儒学与神学两种主导下发展的科学、在权威与辩驳传统下两种异质的教育内容以及博雅通识教育与科学理论的革命发展四个方面来做比较，讨论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特点。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气”的自然哲学，不能产生科技革命；西方科学在19世纪已进入实证阶段，中国则直到明代王阳明才发现格自然物无法达到仁义道德的天理；中国各学派的角色主要在于传承权威的文献，西方建立在逻辑推理上的论证与说服则成为进行科学革命的一项基础；中世纪大学博雅教育培养了一种共同的世界观，明末的中西交流则并未能使得中国产生“知识转型”。

　　本次会议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不乏视角新颖之作，体现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通过对李约瑟本身学术思想的解读，来深入揭示“李约瑟之谜”的真正内涵。如韩毅研究员的《李约瑟对中国宋代天文学史的研究》一文，重点探讨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认识，这是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一种新途径，即从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方方面面入手，去深刻解读李约瑟之谜的真实含义。因为只有把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方方面面认识清楚了，我们才能更全面和更深刻地揭示“李约瑟之谜”的学术内涵。

　　第二，依据具体实例，侧重从微观视角剖析“李约瑟之谜”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特殊表现，这种有针对性的议题使“李约瑟之谜”的讨论更加生动和更富有说服力。例如，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吕变庭教授在《略论唐代各种动力资源利用的经验和教训》一文中认为，唐代在利用各种动力资源方面，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一方面是像水这类传统的动力资源开始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则是热、风等动力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预示着动力资源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方向。可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像热、风等这类动力资源，唐朝没有出现与热、风等动力资源进一步利用相适应的科学理论。于是，畜力耕作没有为机械力所取代，而第一个燃气轮的出现也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杨渝玲教授的《近代科学兴起的艺术溯源》，从艺术的角度探讨了近代科技革命为何发生在近代欧洲的问题。作者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身体力行应用数学去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了实验和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特别是他们在艺术上发现了人，并在艺术上张扬人的个性与自由，并以数学为有效通道，引导近代科学去发现人和发现世界，最终走向了近代科学的辉煌。

　　第三，把“李约瑟之谜”与当代的教育实践和文化传播结合起来，赋予“李约瑟之谜”以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的刘伟博士在《“李约瑟问题”在科学技术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用新的视角关注“李约瑟问题”对科学技术史教学活动的作用。作者分析了当前许多高校开设科学技术史课程的现状，发现中国科技史部分在教材中所占比例普遍较小。由于中国科技史的教育对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很有现实意义，如果学生看到的仅仅只是不断涌入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而不了解中华几千年的科技文明，对青年一代的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