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阶段。该阶段，从时间上看，已不足5年，时间紧迫；从地位和作用上看，它承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是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意义重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总根基，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一手抓“全面依法治国”，逐渐形成了新时期“四个全面”的战略总布局。这一布局，从逻辑上，有目标，有根基，有抓手，层次清晰；从实践上，针对问题，切中要害，抓住根本，既系统全面又聚焦重点，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治国理政所做的顶层设计。

　　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开启 “新三步走战略”的伟大征程

　　上个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进入小康阶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时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上个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提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设想。即：第一个10年，全面建设小康；第二个10年，达到富裕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中，蕴含着“战略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从根本、全局、长远上把握各种本质关系，并制定战略策略。这种思维方式与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天然联系。习近平既注重从战略上思考和把握治国理政，又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和化解治国理政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战略辩证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根本体现，就是确定好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既包括新一届中央任内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括更为长远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者有机统一，构成了“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建党一百年周年的时候，即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到建国一百年周年的时候，即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至此，十八大以后，“新三步走战略”的框架基本形成。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着“新三步走战略”。习近平为总书记特别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指出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实现“中国梦”。这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它为实现“中国梦”铺平了道路。

　　自从提出“新三步走战略”，意味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既考虑其任内的根本问题，要承担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责任；也思考更为长远的战略问题，要肩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使命；还要把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置于“新三步走战略”的框架内来把握，并开启新的伟大历史征程。

　　二、在“新三步走战略”框架内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对治国理政实践加以分析概括而提升出来的。

　　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可运用战略思维，把“四个全面”置于“新三步走战略”框架中来把握其定性、定位与实质。

　　第一，从“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看，“四个全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任内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其治国理政首先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这就既要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问题和难题，通过“破”以消除障碍，还要建立健全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立”来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开辟道路。前者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后者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打得坚硬的“铁”。作为打“铁”的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其自身必须要“硬”，即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为打好“铁”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条根本路径或抓手，全面从严治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为顺利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就构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这一纲领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抓住“四个全面”，就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全局和整体。

　　第二，从“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来看，“四个全面”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方略。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还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更为长远的战略性目标。为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必须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一种总体方略。严格来讲，这种总体方略必须具有“目标、动力、保障、主体”四个核心要素，而且这四个核心要素能构成一个严密、有机的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战略基础，是关键的一步，对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动力，是关键一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显然，这一总体方略也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抓住“四个全面”，就抓住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全局和整体。

　　三、运用辩证思维把握“四个全面”中的矛盾关系

　　在实现“新三步走战略”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矛盾关系尤其是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关系。唯物辩证法及其辩证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化解事物各种矛盾关系的根本方法。因而，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可运用辩证思维来把握“四个全面”。

　　第一，“四个全面”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四个全面”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整体，“四个全面”是部分，“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实践层面的一个具有总体性质和战略意义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实践上的战略布局和总体方略。我们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包含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又超越和提升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它是“五位一体”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的实现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政治保证。

　　第三，“四个全面”与改革发展的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着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它直指症结，切中要害，抓住了“牛鼻子”。就是说，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根本矛盾、问题、难题与工作重点、核心，都聚焦到“四个全面”之中，都要到“四个全面”中去寻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其意义既在于把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无谓之争引导到需要人们集中精力破解的重大矛盾、问题和难题上来，集中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上来，又在把目前一些地方在工作中的短视化、碎片化和枝节化倾向引导到注重整体性、根本性、长远性和战略性问题和任务上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其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一是“全面性”，二是“完成性。”全面性，决定着小康社会是否覆盖全中国，是否涵盖各群体，是否解决好各种关系尤其是人与物的关系；完成性，意味着小康社会的指标是否完成，是否达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小康社会战略的最后一步，能否完成，关系着下一步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能否顺利开启。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其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是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是沿着“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径展开的。“农村与城市改革”是一种空间性切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结构性切入。中国改革在进行空间性、结构性开展之后，必将面临“整体性和核心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这种推进的必然选项。如果说，农村和城市改革是一种压力性应对，旨在解决生存性危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社会结构转型，旨在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和发展；那么，在应对生存性危机、完成结构转型之后，中国就要解决真正阻碍社会发展的深层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全面性和深化性触及当今我国改革的新进程及其根本问题、工作重点。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其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是由人治走向法治，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全面依法治国是由社会结构转型决定的，体现了中央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自觉应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是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变革。本质上，前市场经济社会是基于种地的传统社会，依赖于人治；市场经济社会是基于交换的现代社会，依赖于法治。市场经济的确立，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人们工作空间越来越陌生化；二是住房的商品化，人们生活空间越来越陌生化。一个人，生活的场景共有3个8小时，工作和生活的16个小时逐渐陌生化，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特质基本形成，即“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扬弃。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通过基于契约的游戏规则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异议和冲突是通过该社会所认同的规则进行裁定的。前者，即强调社会对游戏规则的依赖性，后者，即强调游戏规则在社会中的权威性，二者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要义，其实质和目的，都在于由人治走向法治，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而这，就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在这种意义上，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既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的旨趣。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其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是解决好国家政权的控制模式与执政党自身硬的问题。这是由中国道路决定的，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性把握。在当今我国，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商品经济历史区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该历史阶段，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是商品后面两大主体—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博弈。这一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或者以资本为主导，建立基于金权政治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以劳动为主导，建立基于政党政治的社会主义道路。两大道路的基本逻辑是：资本的优势是“有钱”，若资本主导国家政权，其核心制度设计为：军队国家化且基于权力分立制衡的资本控制政权模式；劳动的优势是“有组织化”，若劳动主导国家政权，其核心制度设计是：党指挥枪且党管干部、党管媒体、党领导统一战线，简称党的领导。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分野是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模式：前者是金权控制政权，后者是政党领导政权。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所在。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该道路，实质是政党政治，即“党指挥枪、党管干部、党管媒体、党领导统一战线”，这构成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基于这一内涵，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在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能否加强，关键在于党自身的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自身强大了，才会有党的坚强领导。当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打得“铁”比较坚硬，而作为打“铁”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身还不是很硬，还存在着胡锦涛同志所讲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更是解决“铁”很硬而打“铁”主体还不是很硬之矛盾的必然要求。

　　第四，“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分项之间，重点突出，各有侧重；整体上，逻辑关联严谨，体系框架完整。首先，各分项之间，全面成小康社会是总目标，全面从严治党是总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具体抓手，且改革是破，法治是立，破立结合，辩证统一。其次，整体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顶层设计，前有行动性目标，后有组织保证，中间又有执行路径支撑，“目标—路径—保证”三者有机统一，显示出内在的整体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