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更多 |
日前,在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文化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的“物质文化与当代日常生活变迁”学术会议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马自力直言:“以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物质文化的漠视造成了精神文化的隔阂乃至对立,仿佛一谈物质文化就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感觉。”持续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围绕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如何看待和应对当前消费文化趋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学者认为,关注人与物的关系,最终回归人的内心状态,是当前文化研究视角的重要特征和意义所在。
“特定的物品或事物,既是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力量相互作用的成果,也是构建日常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及其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而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变迁,更是集中反映于各种日用消费品、媒介产品、建筑及人造空间的变化之中。”谈及举办此次学术会议的缘由,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陶东风表示,对“物”展开文化研究,能让我们对当代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更深入的思考,从而拓展文艺理论的学术视野。
如何解读物质文化中物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跟物打交道,但是物对于我们永远是谜一样的东西。”《文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陈剑澜认为,今天城市空间、住宅、家用电器等都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并非作为单一的物,而是作为文本。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物质就是符号,并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符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敏说。“当我们谈到物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落脚点不在我们以为在谈论的那个外在的物,而是物的区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亮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物的概念,他认为,我们谈物是因物具有的文化性,因为人们实际上并不真的是在跟一个外在的物打交道,而是在跟人们的理念牵连,所以,物是有文化性的。徐亮认为,今天人们在消费物的时候,真正注意的对象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自己构建的愿景。
“物质文化与当代日常生活的变迁是消费意识形态生成的一个动力,另一方面,消费意识形态的生成又不断地推动物质文化当代日常生活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西建认为,当代中国消费社会的形成,物质文化与当代日常生活的变迁构成了特定的因果关系。“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关系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系统中的一个主体性的形态,值得我们研究。”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认为,当前,人们对物质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需要”转变为现在的“想要”,从这个角度分析,应该鼓励消费。但他强调,走向“拜物”,即按照物的逻辑理解人的社会,是不提倡的。“人类所追求的抽象的、神圣的价值观,一旦全部以物质衡量,则会出现那些所谓的物化的、合理化的世界。”他以奢侈品消费为例,认为奢侈品就是凝聚稀缺资源,最终进入狭小的流通空间的商品。“本来,奢侈品是生产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表达,在特定语境下,却能成为隐秘的生活能力的表达。”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则从当前戏剧、舞蹈愈来愈趋向物的直接呈现之现象谈起,他认为,现在很多艺术有意把物的东西直接搬上舞台,而这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抽象的手法表达,“直接的物化、感官化、粗鄙化,其实是对以往理性过渡压抑的一种反动。”陈旭光认为,从舞台艺术到影视文化,场景性的豪华、奢侈表现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集中,甚至无所不求其极。“这样的时代,我们是需要反思的。人有物质性的一面,更有精神性的一面;我们不能被彻底物化。让人感官满足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除了让人看之外,也应该让人听,让人想。”陈旭光直言。
物质文化是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共同关注的议题。周志强认为,“社会学更多关注物质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而文化研究关注物质如何构造,如何影响人的日常生活,最终如何以意识的、文化的形式构成了人的生存。”文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往往使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的特点和魅力之一在于,它试图回答物质与人的生活的关系,并试图回答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生存文化。
绕不开的话题:财富的要素及本质 | 2011-02-23 |
道德义愤与自私的道德主义者 | 2011-02-23 |
综合集成:信息化建设新阶段的重要课题 | 2011-02-23 |
我国传统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 2011-02-23 |
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制度人”假说 | 2011-02-23 |
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制度人”假说 | 2011-02-23 |
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制度人”假说 | 2011-02-23 |
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制度人”假说 | 2011-02-23 |
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制度人”假说 | 2011-02-23 |
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制度人”假说 | 2011-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