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国际经济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多重风险和困难相互交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任务更加艰巨。

　　宏观环境不稳致使市场主体的预期产生波动。走向深水区的改革已很难再做到帕累托最优，部分利益群体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会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很多改革举措在推进落实过程中经常出现“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现象。当前特别要关注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失位”问题：一方面，基于传统增长模式下形成的增长导向的激励机制尚未完全被新的激励机制所替代，少数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通过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的改革举措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发力失准，进退失据，对落实国家稳增长和改革创新政策“不积极”、搞“软拒绝”，致使政令不畅；另一方面，对新常态下政府职能的转变还缺乏足够的准备，在改革举措的落实过程中“等、靠、要”倾向愈发明显，改革创新的主动精神不足，甚至有的官员为了避免“担责任”“受牵连”，对市场主体的需要视而不见，贻误改革良机。

　　需要指出，改革创新的深入推进，离不开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政策效果的实现有赖于市场主体形成正面预期。改革创新是慢变量，着眼于解决长期增长动力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则是快变量，最先被市场所感知。在完成动力的转换之前，市场主体看到的可能只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的逐渐释放，一旦宏观环境无法传递利好消息，企业和民众对未来增长的预期也将随之恶化，从而抵消改革的正向激励。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做好预期管理。

　　加快信息公开，形成正确的改革预期。鉴于现阶段改革举措存在时滞效应和协同效应问题，我们一方面不能因为改革短期效应不足而放慢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加快信息公开的步伐，形成强大的改革声势，促进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改革预期。要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做好改革创新政策的解释说明。特别是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将改革与刺激相对立的错误观点，已经对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刺激经济造成舆论压力，不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预期。中央有关部门有必要对涉及面广、存有争议和理解不全面的改革创新政策进行更加清晰的解读。

　　调整宏观调控力度，稳定微观主体预期。宏观调控政策以稳增长、稳就业为主要目标，密切注意通货紧缩风险，防止出现经济全面下滑。加强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判，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在经济增速逼近下限前提早应对。协调稳增长与全面深化改革同步推进、平衡推进，不能让政策储备成为摆设，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建议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财政政策作为主要手段着力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在理顺机制、降低融资成本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数量宽松，调动民资投资的积极性。

　　重视改革协同和试点推广，完善社会保障。继续做好对制约我国改革发展全局性、关键性问题的顶层设计，针对不同改革创新政策做好整体推进和分类试点，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尽早推进。重视基层探索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鼓励探索和创新，为顶层设计提供脚本、积累经验。尽快推动成效显著的改革实践的复制和推广，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积极向纵深发展。要下更大力气来推进简政放权，继续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落实，通过简化办事程序，优化办理流程，公开办事指南，以及平台建设和协同监管机制建设来提高简政放权的质量。针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群体受损现象，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功能，强化地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责，保证各项改革的平稳有序推进。

　　完善各级政府激励考核问责机制。抛弃狭隘的政绩观，真正确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发展理念。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保持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恰当关系。明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权责，完善干部管理、考察、惩治制度。加强对已出台重大方案的督查、跟踪、评估、落实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整改。以更快更多的简政放权，减少懒政和不作为问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