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与复杂内涵。《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早期全球化的认识和预言日益彰显其当代生命力与鲜活阐释力。世界历史、全球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者息息相关。探究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相关性，对于激活经典著作的当代价值、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世界历史及其“双重逻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从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过程。我们认为，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全球化的早期形态的理论表达，同时也蕴含着对全球化的本质属性、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共产党宣言》运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唯物史观。因而，世界历史就构成了《共产党宣言》阐述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主题的基本历史语境。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还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世界历史具备两个基本前提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的基本判断。这一判断在《共产党宣言》分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趋势时得到了显著的深化与发展，形成为世界历史的“双重逻辑”的思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

　　一方面，《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的“主逻辑”是资本逻辑。这里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一系列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具体来说，资本的运动呈现出一条深刻的逻辑线索：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形成资本生产的世界体系，进而激发全球性的阶级斗争，从而开启向新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借用歌德《浮士德》中“魔法师”与“魔鬼”的传说来比喻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这里，喻体与本体的相似性在于，“主人”与“奴仆”、“召唤”与“失控”的悖论关系。资本激发和催生了史无前例的社会生产力，然而，生产力日益挣脱资本的桎梏，并将资本统治推向必然灭亡的未来趋向。以此为基点，《共产党宣言》展现了全球层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西方文明的传播以及生活方式趋同的强大趋势：资产阶级像上帝一般按照自己的样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进一步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及其伴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日趋剧烈的阶级斗争，不断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以致新社会的过渡。

　　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还有一种“副逻辑”即民族国家逻辑。所谓民族国家逻辑，就是指由资本主义交往方式所推动的各个民族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交往关系的全面发展，强化民族内部的社会交往与政治集中，扩大民族间、国家间的全球性交往互动，形成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从而开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趋势。《共产党宣言》强调与资本逻辑伴生的政治发展，指出资本生产集中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这实质上就点明了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伴生关系。《共产党宣言》还揭示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形成一系列统治与被统治、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支配结构。由此形成的民族国家间斗争与阶级斗争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这种民族国家及其世界体系都遵循着“国家权力逻辑”，即对外维护领土界线、推进领土扩张，对内进行阶级统治与生命监控，由此服务于民族国家自身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综上，《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集中呈现出双重逻辑及其交互作用的统一性。其中，资本逻辑是主逻辑，从根源上推动者民族国家逻辑的展开，而民族国家逻辑是副逻辑，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展开，并反作用于资本逻辑的发展。二者相互作用的中介在于交往关系尤其是政治交往关系的普遍发展。正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普遍发展推动着民族内部、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的普遍发展，由此形成了民族内部的国家政治集中与民族之间的国际体系。

　　二、世界历史的矛盾与人类的“相互依存性”

　　从当代境遇来看，《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的双重逻辑在同一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发展出二者之间的对抗性。这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的自我增殖趋势与民族国家逻辑的自我维持趋势之间的对立统一。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

　　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矛盾，在全球规模上主要有两个重要表现。从社会空间上看，资本逻辑推动社会生产总过程进行全球扩张、跨越界限的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领土界线与权力垄断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具体来看，资本支配的现代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总过程具有克服一切自然限制与社会限制的趋势，力求突破特定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活动。这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内在根源与基本动力。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展，形成了日益广泛深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强化了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普遍依赖。世界市场激发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力量的兴起，不断推动“经济的非领土化”效应。由此，跨国资本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权力界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垄断，迫使民族国家进行一系列结构性、功能性的调适。

　　从社会结构上看，资本逻辑全球布展的权力支配结构与民族国家维持内部社会结构稳定性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资本全球化具有整合世界的文明同化作用，同时还包含着分裂世界的“中心-边缘”机制，引发民族国家内部结构不断的建构与解构、危机与悖论。一方面，资本全球化进程不断地传播文明，同化世界，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普遍的“利益捆绑”与“文明同质化”。全球生产方式的一体化趋势进一步推动了生活方式的一体化，而这又构成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世界同质化的物质基础。整个世界被愈益严密地组织到全球性生产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文明各个层面的同质化趋向。另一方面，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并未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而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利益分化”与“全球分裂”，进而诱发民族国家内部的结构性分裂。资本推动的全球现代性呈现出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结构，民族国家内部的断裂差异格局与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差异格局具有显著的“同构性”。

　　可见，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可以归结为，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矛盾产生出一种悖论性结构：人类在表象上的漠不关心、利益冲突的状况与人类在实质上已经相互依存、利益捆绑、命运攸关的状况之间的对立。

　　显然，世界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相互依存性”即潜在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极为深邃的观点。正是《共产党宣言》揭示出的这一世界历史趋势，为自觉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随着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越来越融入世界历史性的生产体系和交往体系之中，世界各国逐步形成越来越相互依存的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的价值共识，同时也面对着共同性的世界难题。从唯物史观高度看，世界历史形成的人类相互依存趋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世界历史当代发展要求的自觉实践。

　　三、世界历史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

　　《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自觉把握。从逻辑上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阶段，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自发的、客观的利益相互依赖，但同时又呈现出主观上的漠不关心甚至相互冲突。在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与民族国家逻辑的自我维持之间的矛盾。第二是世界体系发展出“命运共同体”的阶段，各民族国家之间自发的利益依赖发展为自觉的“共同命运”，相应地出现了共同利益关注、共同命运意识。在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局部的、有限的扬弃。第三是“真正的共同体”形成阶段，自发的利益依赖与自觉的共同命运发展为社会性的共同生产与共同占有，由此扬弃民族对立与阶级斗争，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在全面扬弃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基础上形成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的的新社会逻辑。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属于世界历史的第二发展阶段，由此成为推动世界历史从第一阶段向第三阶段演进的中介，成为推动潜在的人类共同体向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关键环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将自发的人类相互依存打造为自觉的人类共同命运的能动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阶段性扬弃，开启了通向新的世界体系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的合理应对。《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自觉运用世界历史的双重逻辑，积极推动双重逻辑的历史发展与辩证扬弃，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当合理应对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民族国家发展而开启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人类共同体视野。社会主义在东方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相结合。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诉诸民族国家逻辑，就应该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推进人类共同体建构。具体来说，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把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和实践上统一起来。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逻辑并推动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资本逻辑是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动力，没有资本逻辑的推动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不能回避资本逻辑仍然主导着世界体系的时代境遇。要反对“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倾向，自觉融入全球化，规避资本逻辑的同化。如何抑制资本逻辑对全球的分裂对抗效应，同时利用资本逻辑对全球的联通激活作用，是我们应当思考的关键难题。

　　结语

　　由此，《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共同体”，但是却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客观条件与物质基础。如何将自发的相互依存、利益依赖更大程度地转化为自觉的命运共同体，并进而为真正的共同体做好准备，是当今时代理应思考的根本性人类政治问题。

　　（项目基金：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首批聘任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青年学者）”